赵富林先生《我在荆门与群众共度荒年》（令人读之流泪）

真水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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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柳：梅白与毛泽东诗交轶闻
         最早接触梅白先生的名字，是在学生时代。那时我和同龄人一样，是很崇拜梅白的才华。羡慕他天资聪颖，智慧过人。相传，梅白故乡刘佐段窑街有一座院子，内开两家杂货店，左边是卖夜壶（黄梅方言：装尿用的），右边是扎灵屋（祭死人用的）。年关到了，两家店主要少年梅白写幅对子，贴在两家共一个大门上。梅白抓了抓后脑壳便提笔，左边写“泥搭的，火烧的，吊用”，右边写“纸糊的，篾扎的，鬼要”。弄得过路人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虽然对子俗了一点，但俗中有雅，切合实际，通俗易懂，雅是从俗中而来。抗日浪潮中，梅白同志参加了革命。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委书记、新四军某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等职。解放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副秘书长，湖北省委理论刊物《七一》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和王任重、刘仰峤、许道琦等组织的省委“龚同文”写作小组，百分之八十的杂文都出自他的手，不少作品被翻译到国外。真正见到梅白先生是在1959年，那天上午，梅白同志来黄梅检查工作，应黄梅一中校长的邀请，在校图书馆前临时搭建的木板讲台上作当前国际形势报告，我有幸聆听他的报告，我当时在腹内嘀咕：“这就是梅白呀！”他个子不高，微黑的脸，架一幅镶黑边的近视眼镜，着一身旧中山服装。他作报告不要稿子，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由于他的口才魅力不时赢得阵阵掌声。他酷爱古诗词，毛主席经常与他论诗、改诗，经语文老师的炫耀，敬仰之心油然而生。笔者作为一名诗词爱好者，曾搜集梅白与毛泽东诗交轶事，经常翻阅学习，年长日久，心领神会，其乐自知。
　　1958年春，中央成都会议后，梅白同志陪同毛主席乘“江峡”轮视察三峡时，写了一首诗为《夜登重庆枇杷山》，请毛主席赐改：“我来高处欲乘风，夜色辉煌一望中。几万银灯流倒影，嘉陵江比水晶宫。”毛泽东同志看后笑着对梅白说：“如果把‘辉煌’二字改为‘苍茫’，就显示出夜色的动态，好为‘水晶宫’作伏笔，这样，既反映了辉煌而又不直露，诗贵含蓄啊！再者，‘几万’乃虚写，最好改为‘百万’，实写，以显示山城新貌；‘流倒影’则不如改成‘摇倒影’，这也是为了显示夜景之动态；第四句的‘比’改为‘似’好些，采取对比手法写嘉陵江风翻浪卷，以显示嘉陵江之性格。总之，诗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的动态变化，才见诗的波澜、辐凑。这正是唐代以来格律诗的绝妙。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推敲、修改，梅白同志的诗改为：“我来高处欲乘风，暮色苍茫一望中。百万银灯摇倒影，嘉陵江似水晶宫。”毛泽东同志问梅白：“这样改怎么样？你比较一下，有比较才有鉴别。诗贵改，不但自己改，还要请人家改。一时改不了，放一段时间，看了，想了，再改，就可以改得好一些。”梅白同志这首诗经毛泽东同志修改后，不仅在形式上更加完美，而且力避平庸，想象丰富，使作品含蓄而又新颖，给人留下回味余地。

二

　　才华横溢的梅白，一生创作诗词多少？我缺乏完整资料，很难说准，有人搜集在400首以上。我喜欢梅白的诗，平易朴实，富有乡土气息，想象丰富，意境高远，这可能源于毛泽东诗词艺术的厚土，潜以默化的结果。据梅白同志在《关于旧体诗的通讯》中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同志就同他谈诗，如何对待传统诗词，如何对待优秀文化遗产问题作了重要谈话，梅白同志终身难忘：“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我一方面劝青年人不一定要学习旧体诗，另一方面认为旧体诗词是一万年也打不倒的。旧体诗词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特色和中国人的性格，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诗言志嘛！”
　　1959年7月4日，梅白在庐山会议期间，写了一首口占《偕王任重、刘建勋在主席处》：“招手拍邀入座边，春风咫尺仰慈颜。清汤小菜家常饭，谈笑风生同志间。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归来振笔书其盛，北斗星高夜不眠。”毛主席看后念道：“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问梅白：“你知道这是谁的作品？”梅白说：“是不是明代杨继盛的诗？”毛泽东高兴地笑着说：“是的，这是椒山先生的名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颜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众中吸取智慧的力量。诗言志，就是用诗歌来表达襟怀抱负。椒山先生有此志，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处即见情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的精品。停了一会，毛泽东又对梅白说：“唐人有诗曰：‘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廖廖七个字，写出了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这样的诗才能引起读者共鸣。”

三

　　毛泽东同志欣赏梅白的才华，还得从30年前流传民间故事说起。相传，1927年，少年梅白由母亲领着他到武昌都府堤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会见毛泽东。毛泽东看眼前这个头上似乎无毛有癣的少年很可爱，随手摸着梅白的头调笑道：“小娃娃头上生癞”，梅白抬头一望，立即指着毛泽东下颏上的一颗黑痣脱口而出：“大叔叔颏下长痣。”毛泽东当即夸奖小梅白：“对得好，对得好啊！有才气，将来前途无量。”没想到30多年后，梅白又为毛泽东改诗，正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言。1959年6月，毛泽东同志回到了离别32年的韶山，目睹故乡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激情满怀并创作了一首诗《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哭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要使人民百万年。”毛泽东同志不耻下问，征求梅白意见。梅白见到毛泽东的诗稿当时非常高兴，不避嫌疑，他直言不讳地建议毛泽东同志将第一句“别梦依稀哭逝川”中的“哭”字改为“咒”，即“别梦依稀咒逝川”会更好些。毛泽东也觉得虽然这样仅仅改动了哭字的下边一半，但意境迥然不同，诗意更加积极深刻，感情也更鲜明强烈。于是毛泽东便欣然接受，并向梅白说：“你是我的半字师。”这样，梅白既还了上次毛泽东同志为自己改诗的人情，又得到了毛泽东的“半字师”的赞誉。梅白又觉得末句“要使人民百万年”有口号之嫌，建议毛泽东同志改一下，毛泽东又欣然接受，经过几番斟酌，将此句改为“遍地英雄下夕烟”。虽然毛泽东比梅白长29岁，但他们爱诗的兴趣却颇为相近，以致成为诗交。坦诚、爽直的梅白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可见他的人品高尚，令人敬佩。
　　1958年，毛泽东来湖北视察，召开省委机关成员座谈会，王任重同志通知梅白参加，因事迟到了，跑得满头大汗，毛泽东见他进来，遂问道：“小梅，你为什么叫梅白？”这在平时回答这个问题是难不倒梅白的。可在这个时候梅白却被问得窘住了，说不出话来。还是毛主席解了梅白的围，笑着对梅白说：“是不是从‘梅花因我白’来的？”毛主席这句话顿时把梅白从“天威”可畏的心境一下子解放出来了，立刻向毛主席点头笑了。笔者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毛泽东爱才、惜才的心理展露无遗。
　　被岁月曲扭的梅白，虽然已经作古了，可他与领袖谈诗、改诗的轶闻，在中国的诗坛上，是值得回味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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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半个才子

文/兵哥哥

一

进入梅白的书房，主人的形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想象中的梅白，应该是清癯白皙的面孔，俊秀高挑的身材，折扇一把风流倜傥，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梅白是鄂东黄梅人，1922年出生，读书九江师范附小。抗战初期，黄梅一位爱国志士被沉江牺牲，年少的梅白为拟挽联：“每日开门时，怕见大江东去；终朝铭恨地，忍看孤雁南来”，感情沉痛，气魄宏阔，自此声名大噪。

后离开家乡，投奔新四军江北游击大队，踏上抗日救国的道路，转战大别山区，后在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解放后任黄冈地区首任文教科长兼黄冈中学校长，直至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最后以省委候补委员、武汉大学教授身份下派任荆门县委第一书记。

陈明刚老师对我和栖霞文学社社长梅放、《耕耘》杂志主编胡景琼讲，梅白才华横溢，曾被毛泽东赞誉为“半个才子”。他在《诗刊》、《人民日报》等处发表有100余首新旧体诗，与著名诗人郭小川等合写的剧本被搬上电影银幕。梅白才思敏捷，有一次到黄梅孔垅检查工作，在《湖北日报》社电话的反复催促声中，只一个小时就洋洋洒洒完成一篇重要的社论。湖北省委“龚同文写作小组”出版的九本颇有影响的杂论，梅白是主笔。

传得最神奇的当是梅白作为毛泽东的“半字之师”。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初期印发《到韶山》一诗。主席虚心地向梅白征求意见。梅白提出，“别梦依稀哭逝川”之“哭”若改为“咒”，感情会更鲜明更强烈。毛泽东欣然接受，称他是“半字之师”。梅白还提出，最后一句“要使人民百万年”有口号之嫌，毛主席斟酌后又将这句改为了形象可感的充满和平安宁氛围的“遍地英雄下夕烟”。

二

然而，眼前的“才子”真的只有“半个”了：在明亮的白炽灯下，满头花发的老人趟坐在轮椅上，脸形宽阔，皮肤粗糙，皱纹斧削，上身身躯宽大。我们凑上去，弯腰握住老人的手，除了病弱无力，感觉就是厚实粗糙。

不过，老人一张口，才气就显露无遗：浓重的黄梅口音清晰高亢，时时爆出的笑声真诚爽朗，老人谈锋甚健，妙语连珠，天南地北，往古今夕。有趣的是，乘老伴出去泡茶，老人竟当着年轻的生客在老朋友陈明刚老师面前毫无顾忌地谈论起老伴的倔强固执；老伴端茶进门，老人立即噤声，脸上露出诡笑。后来我们师生还多次笑话老才子的惧内呢。

老人住的是一栋位于黄州东门幽静的院子。书房里，正中一张宽大的书桌，整齐地堆放着厚厚的手稿。四壁书架，厚薄不一的书籍汗牛充栋。书架顶面挂满尺寸不等墨气淋漓的书法，风格豪迈，显然是老人适性的得意之作，却很少装裱。

时间是1984年夏季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在文学社指导老师陈明刚的带领下，邀请梅白老人为文学社成员开讲文学。老人欣然应允。

三

1984年，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湖北，派人专赴黄州看望梅白，并叮嘱：中央正在抓紧落实梅白的政策，一定要充满信心。梅白满心感动。

1956年7月至1960年5月期间，梅白作为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曾先后在毛泽东主席来湖北期间在他身边工作过数十天。1960年5月始，梅白兼任荆门县委书记。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曾向梅白透露，毛主席很看重他的才干，了解过他诸多情况，有调至其身边工作的可能。适值春荒时节，荆门农村饿孚遍野。作为一县之主，梅白面对前途与民瘼的抉择，毅然向省委痛陈实情，报请调拨几百万斤返销粮，使数十万荆门人民免受灾难，安度春荒。又针对农民劳动积极性低落的实际，向省委和中央建议：分田到户。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正如火如荼，此建议无异洪水猛兽。湖北省委立即决定：开除梅白党籍，解除公职，送浠水县十月人民公社劳动改造。1968年，梅白又以“黑笔杆子”的罪名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长达八年。我的父亲曾说过，土改时期，梅白数九寒冬下湖游泳，锻炼出强健的体魄。而1976年，终于以顽强的意志熬出监狱的梅白，才54岁，已是半身不遂，疾病缠身，垂垂老矣。

荆门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为民请命饱受磨难的老县委书记，荆门县委向湖北省委建议，尽快为梅白落实政策。坐在轮椅上的梅白，这个刚强的战士，闻听此讯，老泪纵横。

四

毛泽东曾当面问梅白：你的名字是“梅花因我白”么？梅答：是。

万花纷谢时，梅花傲霜雪。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达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大”代表。后虽离党，但仍然坚持独立人格。

1958年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轰轰烈烈，明显违背哲学常识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也提出来了。9月11日，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来到武汉。李达不请自到，匆匆赶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客舍，来不及歇口气便问：“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问明缘由，没做正面回答，只是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并用红军长征、三大战役等历史事实加以印证。“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起来。李达转身就走。

1966年李达被迫害致死。1985年，武汉大学举行纪念李达诞辰95周年座谈会，梅白受邀与会。梅白在会上直言那次不为人知的争论，举座皆惊。梅白知道，自己的话必定会得罪一些人，但历史不容隐瞒。人们更加敬佩李达的见地与胆识，也由衷赞赏梅白的坦诚无畏。果然，1989年3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撰文，指斥梅白，称“全是一片谎言”。幸运的是，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在所著《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中，也记述了这场令人惊骇的哲学论争。直至临终，王任重才愧疚地说，一生对不住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李达。

四

第二天晚上，在四楼中文系明亮的综合教室里，老师和文学社成员，黄冈年轻诗人李磊，黄冈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丁永淮等，静静地等候梅白老人的到来。

老人趟坐在轮椅上，由陈明刚老师、《红安文艺》编辑姚瓦稳稳地推进门来，后面跟着一位年轻的江西诗人。老人精神矍铄，满脸含笑，在热烈的掌声中挥手致谢。老人以丰富的事例向我们讲述，文学创作只有深深扎根生活才有生命力，并激励年轻人勤奋创作。老人的话并不长，但简练深刻，充满期望。我常常猜想，当年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在武汉大学口若悬河地向万名师生作四个小时报告的时候，老人会是怎样的神采。

姚瓦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但才华出众，思想激进。我记得她在会上做了发言，她的最有名的话是：“我根本不看中文报纸，我只看英文报。”诗人李磊是大学英文教师，性情儒雅，言辞谦和，正创作现代叙事竹枝词式的诗歌；江西诗人是自由职业者，他的长诗我看过，是属于超朦胧诗的一路。梅白老人热情关爱与扶持这些性情各异的年轻作家和诗人，表现出一个风霜老者的宽容和一个前辈作家的期待。

梅白曾自撰这样一幅对联悬挂于书房：“等闲八载囹圄，遮莫四年流放，掸掉劫灰，残病犹堪绝大漠；讵憎六旬坎坷，庸慊九死惊魂，重燃蜡炬，能源尚可铸长篇。”既概括了人生的坎坷磨难，也表明秉烛写作的决心。虽然沧桑，仍然大气磅礴。老人已于1992年去世，听到消息时我在黄石，余心徘徊。其实，老人以残病之躯，写作了大量有价值的作品。但十多年人生最精壮的时光，怎么可能全部补回呢。不过，老人关爱与扶持过的那些年轻的作家、诗人和记者，如今还在努力地创作着，这就是老人铸造的不朽长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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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李勋明 于 2015-1-10 19:33 编辑 赵富林人生经历 1947年1月——1949年5月，冀南军政干校学习、 南下新兵二团连文书、湖北省光化县委秘书。 1949年5月——1953年9月，湖北省光化县委组织部、襄阳地委组织部干事、副科长。 1953年9月——1956年12月，湖北省枣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 1956年12月——1961年9月，湖北省枣阳、光化、荆门县委书记处书记。 1961年9月——1966年8月，湖北省江陵县委副书记、书记。 1966年8月——1969年2月，湖北省荆州地委副书记，兼江陵县委书记。 1969年2月——1971年3月，湖北省江陵县革委会副主任、第一副主任。 1971年3月——1972年12月，湖北省洪湖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1972年12月——1983年10月，湖北省荆州地委副书记（1980年9月至1981年1月在中央党校学习）； 1983年10月——1985年12月，湖北省荆州地委书记（1983年12月当选为中共湖北省第四届委员会 委员;1985年9月增补为中纪委委员）； 1985年12月——1987年11月，湖北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 1987年11月——1990年10月，湖北省委副书记。 1990年10月——1995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1995年1月——1997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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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恋 梅 白

                                                       楚八音的博客

       文革前，湖北的政坛出过两位才子。一位是王任重，一位是梅白。两位才子当年都曾被毛主席赏识过，并都曾当过毛主席的私人秘书。关于王任重这个名字，国人并不陌生。王任重当过湖北省委书记后，还当过中宣部长，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梅白则没有那么好命。梅白的才子身份常常被人冠以“风流”二字。这一点，若是在文坛，尚可让人接受。在政坛，则会多生劫难。

       梅白1921年7月诞世，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跟党的生日是同年龄人”。梅白的籍贯系湖北省黄冈地区。黄冈是三国时期文赤壁的所在地，也是林彪元帅的故乡，可谓一块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梅白打过游击，参加过新五师。白色统治时期，17岁的梅白就当上了区委书记。可谓少年壮志不言愁。此后，在梅白的一生中，官至湖北省委副秘书长，也就封了顶。

      我是一位出生于文革前两年的女孩，从年份上来讲，只能算得是梅白的小字辈。我22岁前，曾见过梅白两次。两次相隔的时间很短，前后只有两三个月吧。

      第一次是黄冈师专举办了一个文艺理论思潮研讨会，我当时是一份文艺刊物的小编辑，应邀从一百多公里外赶去参加了这个会。梅白是这个会最后到来的一位贵宾，也是最醒目的一个人。如今我已经不记得我在那个会上说了些什么，但我肯定为某个观点而跟一位报社社长大大地“不和”过。我也不记得梅白在发言中具体说了些什么。但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印象中的梅白是一位十足的“糟老头”。你瞧，白发苍苍的他，居然是坐着一张老式藤椅，被人抬进会场来的。而当晚他的发言，我也只记得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他伸手举了举桌上的一个暖水瓶说：“水瓶〈平〉不高，啊，我说几句。”一句话逗得大家一阵哄笑。此时，我就觉得耳根一热。这个“糟老头”，原来他的声音这么宏亮，目光这么有神，而且谈起话来还这么煽情。

      第二次见到梅白时，很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当时居住在一位伟人（董必武）的旧居里。由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伟人旧居的人特别多，为了图个清静，我的窗户也就一年四季罩着个绿色窗帘。记得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有人在旧居的庭院里敲了敲我的窗户。我问：“谁呀？”那人回答：“是我，梅白。”我听出这宏亮的声音好生熟悉，名字也不陌生。但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敲窗人，难道是那个要让人抬着走路的“糟老头”么？事实上，不到两分钟，证实了结果，确实是他，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第二个梅白。他居然在短短的时间里丢开了藤椅，而只捡了一根拐杖。

      也就是这一次，在我的斗室里，我林林总总地认识是梅白。

梅白才气逼人。不管干什么，他都能入行，都能成功，都能引起轰动。也许正是因为持才傲物，也许还有其它种种历史的或个人的原因，梅白的一生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辉煌。

      1949年，梅白出任建国后黄冈中学第一任校长，如今这所中学的师资力量已是有口皆碑，闻名于世；1954年，他与诗人郭小川合作搞了一个电影剧本《土地》，那影片一经推出，立即轰动了全球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邓小平要在中南地区的农村搞一个“三自一包”的试点，就征求当时中南局书记陶铸的意见。陶铸觉得湖北比较适合搞这种试点，就征求当时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意见。王任重说：“干这种事，恐怕只有梅白能胜任。”

就这样，当时年仅38岁，已是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时刻，肩负起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史命。他很快兼任了湖北省荆门县委第一书记。荆门县农民的收入，很快由原来日平均工钱1角，提高到了1.2元。于是，梅白很快就在荆门县享有“梅青天”的崇高声誉。这期间，全国有两个成功的农村试点，一个是王光美的“桃园试点”，一个就是梅白的“荆门试点”。

       此外，湖北省委还由王任重领导，成立了中共湖北省委写作小组，以“龚同文”为笔名，在“文革”前发表了许多杂文。因其杂文写得犀利而漂亮，引起了政治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事实上，由“龚同文”产出的杂文，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篇章是出自梅白的一枝笔。

       有一次，毛主席问梅白：“小梅啊，你看过几次《红楼梦》？《红楼梦》可是一部好书哦，要多看几次，我已经看过六次哦。”

       梅白不讨好，照直回答老人家：“主席，我看过《红楼梦》，看过，我已经看了八次。”

       梅白那天拄着拐杖前来敲我的窗户，并来到我的斗室时，还特地为我带来了一首他亲笔泼墨挥就的诗（七律）。诗的字体遒劲豪放，气势恢宏，看上去有点象毛主席的那种狂草体。诗的字里行间有一个“姚”字，还有一个“红”字，还有更多的殷切垂爱及勉励。这首诗是他专门为我而作的。他说第一次见过我后，印象不错，小小年纪敢跟大人论是非。他还说：“这样好，有才就会有胆，有才就要有胆。”我只是个无能之辈。真正有智慧的是他。他的言语深邃而朴素，脊椎硬朗而不屈，令我深深体验到了一代才子的人格魅力。

        最近，我跟梅白的女儿梅珊珊通过电话后，得知梅白已于1992年1月4号离开了人世。珊珊说她父亲去逝时刚过70岁，去逝前他已经差不多是个植物人了。我还能说点什么呢？暮色退去，朝阳又来。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阵营，也不管他属于哪一个阶层，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匆匆过客罢了。

       然而，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英魂会长驻，情谊会长存。

真水无香

                                       敢直谏毛泽东并骂其脑子发热的人是谁？

                                                                       （转载）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去湖北,曾多次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晤谈。

　　毛泽东第一次在东湖客舍下榻时,对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问:“哪个？”“你猜。”毛泽东莞尔一笑。梅白想了想说:“是不是李达同志？”毛泽东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 。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李达第一次见毛泽东时,他想改口喊“主席”,可又不习惯,便连连“主”了好几次,“席”字还没跟上来。毛泽东见状制止说:“你主……主什么？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吗？(按:中共‘一大’上,李达被推选为中央宣传局主任)现在我喊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

　　二人入座后,李达面有愧色地说:“我很遗憾呀,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道:“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 ,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 。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 、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送走李达以后,梅白问毛泽东:“您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把您刚才的话发表出去？”毛泽东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

　　1958年，我国掀起了脱离中国国情的全国性的“大跃进”高潮。那一年,适逢毛泽东在武汉考察。李达便让当时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兼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梅白陪他去见“润之”。李达一见毛泽东,并不寒暄,劈头便问:“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用红军长征等历史来加以证明。

　　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

　　毛泽东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

　　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经过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梅白见李达越讲越激动,未等他把话说完,便碰了碰李达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讲了。

　　不料,这个动作被毛泽东发现了,他也生气地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

　　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了。你承认不承认？”

　　毛泽东听到这话就坐不住了。梅白见天色已晚,就叫卫士长李银桥准备饭菜。李达执意要走。

　　毛泽东只好说:“小梅,你送老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说完,又对李达说:“你说我发热39度,我看你也有华氏百把度了。”

　　梅白送李达回来,毛泽东对他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差点与李达干起来,但我还是压制。”毛泽东带着自责的口吻接着说，“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 。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梅白向毛泽东转达了李达在路上说的那些话。毛泽东听后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但耳不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

　　毛泽东还叫梅白通知李达再谈,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激他的帮助。

　　梅白如实向李达转达了上述意见,李达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 （文章来源：摘自《今参考》

真水无香

                 商湖同志墓志铭（梅白撰文）

    商湖同志系湖北省黄梅县商家河村人，生于一九一零年。商湖同志少年时期（一九二七年）就在本乡组织农民革命，触怒了豪绅，被迫到武汉求学。参加过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一九三六年春奔赴延安，就读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结业后，被派回鄂豫皖边区新四军第五师工作。历任指导员、教导员、团政委、分区组织科长、分区供给部政治委员。长期带病工作，中原突围前，因病提前撤离军区就医河北邯郸国际和平医院，主治大夫即白求恩医生。一九四七年带病在山西晋城任新四军第五师留守处处长，一九四九年随大军南下。商湖同志主动要求工作，经组织批准半工作半养病，任黄冈地区地委委员兼任中国人民银行黄冈地区中心支行第一任行长兼党支部书记。终于因长期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积劳成疾，不幸于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四日在武昌协和医院逝世，年仅四十有一。同时在武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经湖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商湖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人忠诚正直，艰苦朴素，公忠体国，从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得失。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刻，商湖同志领导我们在一起转战在大别山麓，汉江两岸，长江北岸，累建奇勋，是我党我军政治军事上的杰出工作者。进城以后，恪遵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指示，保持了延安作风。在他还葬故乡的时候，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为祖国和故乡的建设繁荣气象而无限欣慰于地下。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共原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已逝世）

少年梅白

      梅白少年时天资聪颖，智慧过人。相传，抗战初，有一位爱国志士被敌人装入麻袋沉江英勇牺牲，为了悼念这位烈士，群众自发组织祭奠活动，但预拟的挽联文字不够理想，而令主祭人颇费心思。当时还是少年的梅白自告奋勇要求一试，他铺开纸，磨好墨，凝神敛气，提笔写道：“每日开门时，怕见大江东去；终朝铭恨地，忍看孤雁南来。”其笔力凝重，一气呵成。这副对联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大家对烈士的哀思，而此联出自一少年之手则更是难得，自然赢得大家一致喝彩。从此，梅白声名大噪。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他离开家乡跟着共产党走上了抗日救国之路。

与毛泽东   毛泽东和梅白在赋诗填词中可谓是高山流水啊！

      1958年，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随毛泽东视察三峡，梅白写了一首诗《夜登重庆枇杷山》：我来高处欲乘风，夜色辉煌一望中。几万银灯流倒影，嘉陵江比水晶宫。毛泽东看了后，对梅白说，如果把“辉煌”二字改为“苍茫”则能显出夜色之动态，也为“水晶宫”作伏笔，显得“辉煌”而不那么露，诗贵有含蓄和留有余地。第三句“几万”改为“百万”以显示山城新貌，这里应鲜明，而不应含糊：“流倒影”则不如“摇倒影”，这也是为了显示夜影之动态。毛泽东又说，采取对比手法，写嘉陵江不平铺直叙，要写得风翻浪卷，以显示嘉陵江之性格。因此，第四句的“比”改为“似”好些。改后，这首诗就这样组合：我来高处欲乘风，暮色苍茫一望中。百万银灯摇倒影，嘉陵江似水晶宫。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离别已有32年的故乡韶山，有感而发，作《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哭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要使人民百万年。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初期，印发《到韶山》一诗。主席虚心地向梅白征求意见。梅提出“别梦依稀哭逝川”这一句应改“哭”为“咒”更好。这样似诗意更积极深刻，感情也更鲜明强烈些；最后一句“要使人民百万年”有口号之嫌，不妥。毛泽东欣然接受了梅的意见，将“哭”改成了“咒”，将“要使人民百万年”改为“遍地英雄下夕烟”。改后，这首诗便成了：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毛泽东连连称妙，并尊称梅白为“半字之师”。[1]

       毛泽东曾与梅白在庐山谈诗，他念道：“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接着便问梅白：“你知道这是谁的作品？”梅白说：“是不是明代杨继盛的诗？”毛泽东高兴地笑着说：“是的，这是椒山先生的名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众中吸取智慧的力量。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处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的精品。”

      有一次，毛泽东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

生平事迹

梅白这个人，长得黑不溜秋，个子也不高，眼睛像个兔卵子，但是此人出口成章，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一句话那就是其貌不扬，但才华横溢。

      1937年日寇侵占小池口，梅四老（梅白的父亲）携眷回家，与人合伙开“三太”杂粮行，叫梅白拟一对联好开张。十三岁的梅白不愿写，答道：“三天就倒，太不赚钱”。气得他的父亲骂他，最后只好叫别人写。之后梅白向人解释说：“国难当头，还在盘剥牟利，就是不写！”

        1939年冬，当过保长的杨守廉，被汉奸丢江，尸体淌走了。死者的家属要设灵哀悼，适逢梅白与几位老先生来到吕立野的私塾。都推梅白拟靠背。开头，梅白说：“老夫子们在座，我何敢为！”实在推辞不过，梅白说：“那我就茅镰刀割鸡，不客气。”一学生刚把纸裁好，梅白的腹稿已成。用死者的妻子哀荐，握笔疾书：

                                                      每日打开门，怕看大江东去。  
                                                        终宵愁杀我，忍听孤雁南来。

      不到一盏茶时间，一幅铁画银钩，字迹刚劲的挽联，呈现在众人面前。挽联魅力真大，使得一位老先生动了感情，忍不住为失去丈夫的孀妇，酸鼻抽泣。梅白的文思敏捷，笔力过人，使在场之人都为之赞叹！

        1940年孟春，刚满16岁的梅白，来到了吕立野的私塾。他们原来彼此慕名，因诗文缘分而一见如故。梅白出示了他的手本诗抄。吕立野读后，间常与老前辈们评论：“梅白天分大，学力强，像是前世读过好多书。韵脚‘哥哥’二字不容易压，唐诗里我是少见”。此诗的题目是《纪事》（三首录二）

                                                        一灯红透两心知，多少柔情足解颐。
                                                        安得与卿同化蝶，双双飞上自由枝。
                                                                                  又

                                                        爱缘知己方能永，生小相怜奈尔何。

                                                        道是销魂还记得，睨无人处唤哥哥。

        吕立野说，此诗言外有意，含蓄颇深，不是写爱情。据说梅白从他妻兄李树藩处得来共产党的书籍，避着家人，一盏油灯，深夜研读，萌生革命。秘密参加组织后，和化妆成卖酒的，挑零担的地下工作者，不正面接触，而是“睨无人处”碰头活动。

        解放后梅白在黄梅县委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正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令梅白先生终生尴尬的一件事情。那是在五十年代末，庐山会议前夕的一个夏天傍晚，梅白穿条短裤，靸着拖鞋，兴冲冲地跑到县委黄书记的办公室门口，“老黄老黄，捉王八捉王八！”（当地的一种扑克牌的玩法，类似于现在的“斗地主”）说完哐地一脚踢开门，在里面听黄书记汇报工作的毛泽东大吃一惊！当时梅白也愣住了，自己也吓了一大跳！毛泽东过来，怎么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这时候静悄悄的没一个人做声。这也可能是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碰到的唯一的一个这么冒冒失失的人。最后，还是毛泽东开口说话，他盯着梅白问：“你是谁？”梅白似乎傻了一样，半天没回话。看此景，黄书记不得不出面代梅白回答：“这是我们县委秘书长梅白同志！”“你为什么叫梅白？”毛泽东接着又问了一句。（在当地“白”与“伯”同音）梅白还是没出声。黄书记一边替梅白着急，一边又感到好笑。心想平时目空一切，调皮捣蛋的梅白，也有今天这么难过的时候。于是老黄又替梅白回答：“因为梅花是白的，所以叫梅白！”这么简单的问题，难道梅白答不出来？可能是因为梅白感到自己太失礼了，衣冠不整地出现在毛泽东面前，令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下见面！可能因此，也令毛泽东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次黄梅之行。

真水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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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白回忆任荆门县委书记前后与毛泽东的三次谈话

梅白口述  王泽江记录整理

      一九五六年七月毛主席到湖北，要一个本地干部到他身边办事，梅白以湖北黄梅人、省委副秘书长调任。他先后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数十天。一九六0年五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后，省委决定派梅白到荆门县兼任县委书记。下面是梅白的回忆录：

      在我兼任荆门县委书记前后，毛主席同我的三次谈话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第一次是在一九六0年七月，在北戴河，毛主席对我说：“要大办农业，中国的事情不大办、中办、小办行吗？大办钢铁过了头，我负责。但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只能大办，不能中办、小办。”他还要我找个地方，当个七品芝麻官，并说这可以“通过你给我通风报信，让我更多的了解人民在想什么、希望什么、害怕什么。”我对他说过去曾到荆门县调查情况，去荆门也可以，但是那里大跃进的遗留问题很多，修水库不配套，干部作风、干部思想都要做很多工作，问题不少。主席马上指出：“应该配套嘛，修总比不修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你们反对三面红旗，而这三面红旗是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他还说，建设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应有不同的特点，不能只是按照苏联一个样板，别的国家依样画葫芦。我们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我们自己的路。“我希望你到荆门以后，不能照抄照搬，我给上方宝剑，你要相机行事，不能主观独断，你如果不想去就把“长”字去掉，当我们的秘书。我已告诉政治局的同志了，他们也同意，我的秘书都是自己挑选的，可以避免秘书干扰、专政。我想你不会搞秘书专政的。这两条路由你选择。”我说，还是下去。

     北戴河会议后，我从北戴河回来路过北京时，特地找到邓子恢，说我要到荆门兼任县委书记，并征求邓老意思该怎么办？邓老对我说：“你这个时候去对你很不利，你呀，写文章是左派，说话是右派，“龚同文”那样的东西就不要写了，下去要多写些实际情况及时和中央反映，特别是向一号（毛泽东）反映，他不同意的东西，你硬要办就危险。”我说：“毛主席提倡“六不怕”，我这次打算冒着杀头和全家坐牢的危险，也要作一下党所需要的、人民拥护的县委书记。”邓老问：“你有什么政纲？”我说：“我去之前，我曾在荆门作过一个月的调查，问题很大，我打算：第一，取消公共食堂；第二，改双季稻为单季；第三，各级领导班子大换班，因为现在骗子太多，光撒谎。”邓老说：“一、二条我赞成，第三条不赞成，主要干部可以换一换，都换了你就会脱离干部群众，应该相信大多数干部。”遵照邓老的意思，我没有搞干部大换班。

       第二次是一九六0年十月，在武昌，毛泽东问我县委书记如何当法？我说：“没当过县委书记，在抗日开始后，当了十一年的区委书记。”毛主席听后说：“你当了十一年区委书记，自量没有，及格吗？”我说：“可能有八十分。”他又问：“你的经验是什么？”我回答说：“要充分发挥一班人的积极性，不要独裁。”这时，毛主席就说，当年红军的权力曾集中在我手中。这是吸取了巴黎公社的教训：凡尔赛磨刀霍霍，巴黎公社却在投票，在某种情况下，就需要独裁，如第四次反“围剿”，一个人一竿子插到底，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才能排除干扰。

      毛主席又问：“朱熹这个人怎么样。他是理学家，政治家。他到南康府，没有下车伊始，哇啦哇啦，象王明那样，他一去，就先看南康志。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去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县志。”

我赶紧找了两部荆门县志，连夜阅读。第二天清早，我就去找主席，把县志送给他。主席接过县志风趣的说，要我看，是无期徒刑？还是有期徒刑？我说是无期徒刑。但是不料主席三天就看完了，并叫秘书高智打电话要我去他那里。

      我问毛主席|：“你看了县志有何想法？”

      毛主席说：“我发现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乾隆年间修的县志是最好的一本，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好坏。乾隆最基本的任务是团结汉人，反映中央政府有一定的开明性，比光绪年间编的县志好。它不修衙而修志，我们党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中央最积极主张修志的是董必武。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第二，我发现县志里反映了一个规律，就是荆门年年有旱，三年一中旱，五年一大旱。你到那里要注意改变这种状况，把解决旱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第三，要科学种田，完全靠老农不够，要靠新人，有文化的人，要尊重老工人、老农，但不能每一句话都照办，要尊重科学，不然，社会就会倒退。”他还说，县官是直接同人民相联系的，要搞好同群众之间的关系，要懂得科学，还要懂得历史。他讲完后就让我回去。我刚走几步，主席又叫我回来，给了我一个和他直接通信的地址，办法是：寄北京北皇城根三十六号赖祖烈转李近。

       到了荆门以后，我发现根本没有时间修志。当时的荆门县由于浮夸风，高指标，干瘦病、妇女子宫脱垂……全县死八千多人，请示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也无办法，只好叫我看着办。这期间，我接触了许多农民，他们向我讲了真心话，最忘不了的是在水利工地上和当阳一个六十多岁的姓刘的农民睡在一床被窝里讲的话。他说：“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讲共产党的坏话是没良心，旧社会苦哇，夜里听狗子一叫，心都跳到口边了，现在饿饭，女人吊茄子（子宫脱垂）也比旧社会好得多。但是，我想问你的话，你要照实答，你一个月多少工资？”

我说：“一百六十八元，十二级。”

问：“你的工资怕天旱吗？”

答：“不怕”

问：“怕蝗虫吗？”

答：“也不怕。”

问：“每月工资是送你手上，还是自己到事务室去拿？”

答：“是送我手上，因为我是首长。”

问：“还有别的进款没有？”

答：“还写文章。”

问：“写文章能有多少钱？”

答：“四、五百元。”

他惊奇了！“啊——那加起来不是五、六百吗！我们这儿的人一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的。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你们不该管生产，毛主席也不该管生产，我说个不该说的话，毛主席也不懂生产，他说一亩地将来能产十万二十万斤，那哪儿能？黄岗地区出了个“三万六”，这事你相信吗？”

我说：“人民日报登的那篇稿子是我写的。”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讲良心呢？”

我说：“我是不讲良心，因为是我的顶头上司要我写的。”

他说：“那你这就不好。”

我说：“要是你呢？”

他说：“要是我就辞官不做，告老还家。怎么能害人民呢？你写这个“三万六”害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我们（当阳）的县委书记说人家“三万六”，你们“三千”都没有，你们落后，可现在搞得我们饿饭。”

这个农民的批评很尖锐。我问他：“照你老人家看，现在该怎么办？”他说：“共产党撒手不管，你只规定一条，我性刘的老头一年向公家交多少粮，卖多少粮，其他什么都不管，什么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都不要，食堂也不要，各人自己干，单干，象土地改革那样子。那时候我一家人起五更，睡半夜，地里搞得好好的，哪晓得“土地证”在手里还没捏热毛主席就给收走了。”

在荆门，饥荒严重的程度是罕见的，有户人家死了孩子，父母亲把孩子煮了吃！在恩施还有人卖人肉包子！我访问了煮孩子吃的这户人家，我哭了一场，中国奴隶社会有“易子而食之”的记载，可那是几千年前的事，我们呢？是在一九六0年，建国十一年以后，不是“易子而食”，而是自己吃自己的孩子！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灾难，革命怎么竟然成了这个样子！

我把在荆门发生的这些情况向毛主席写了第一号通讯，我在电话中直接请示毛主席，要求允许我解散食堂。我说，群众总结办食堂三条：“一是生、老、病、死、苦，二是房前屋后的树一扫光，三是干部贪污腐化，毛主席当即在电话中同意我解散食堂。

当时，解决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是首要问题。在关键时刻，张体学给我出点子，要检查秋播的麦种。我们立即清查所有仓库，发现全县麦种只有三千来斤。因此，我只好向襄阳地委的赵修同志求援，并请湖北省军区韩东山司令员解决车辆运输问题。在他们的支持下，才能解决了全县一百多万亩农田的麦种，及时地完成了秋播任务。此外，我在荆门试验生产责任制，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下，把部分农活分户管理，开放农贸市场，并总结经验向省委报告。陶铸同志看到了部分农活分户管理的报告后，认为缺点是没有和产量挂钩。当时陶铸和赵紫阳在广东花县搞包产到户。但是我不敢这样搞，记得毛主席、周总理说过邓子恢是真正的土改专家，我便给邓子恢同志写了信，邓老给我的回答是：“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要问，你去问主席。”

接着陈正人在荆门检查工作，不从实际出发，坐在小车上毫无根据地指责我们的做法是“近似单干”，并强调工作成绩再大，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是不行。我思想不能通，说他还未下车就伊始。但是，陶铸和任重同志对我的工作还是关心和支持的，鼓励我要好好锻炼自己，特别是陶铸告诉我，毛主席批评我“在庐山会议的动作是不光彩的”，现在退到庐山会议为止，不能再退了。当时，我的心情很沉重，产生了一些消极思想。

第三次是一九六二年初，我作为县委书记参加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曾希圣，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偏要摸！”我想曾希圣是庐山会议的积极分子，现在又挨批，联想到毛主席对我的批评，我陷入了沉思之中。主席见我若有所思的样子，在会议期间就问我：“小魔鬼，你又在想什么？“我说：“已是悬崖百丈冰”。他又告诉我：“这次大会发言你要注意，少出风头，不要把你那一套拿到北京贩卖。”

春节来临了，毛主席告诉王任重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见面他就说：“我留你们在这里春节，愿意吗？全党领导干部在一起过春节少有，战争时期做不到，大跃进时太忙，现在也可能是我同大家过最后一个春节了。”我说：“怎么能是最后一个春节呢？你不是还要办好许多要紧的事吗？”主席沉痛的说：“现在全国一千多个县在骂县委书记，应该骂我毛泽东，大家过一个含泪的微笑的春节也好嘛，你们回去也是过贫困春节呀！”

后来，毛主席在大会上说：“我代表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邀请大家一起过春节。”与会同志鼓掌表示拥护。春节后，毛主席在一个小组座谈会上说：“过去广西饿死了几个人，陈漫远就被我撤了职，现在饿死那么多人，应撤谁的职呢？应该撤我毛泽东的职，但少奇要保留，恩来也要保留。”

会后，毛泽东又批评我：“你那次对陈正人的态度很不好，”我向毛主席作了检讨，他接着说：“你是很有前途的，但你很骄傲，即使你正确，也不能骄傲。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并非普遍真理，英雄难过骄傲关，这才是普遍真理。”并且嘱咐我：“第一，今后决不能骄傲，第二，不能偏离中央的路线，另搞什么路线，回去后还要大胆的工作。

之后不久，我给邓老写了封长信，谈我到荆门看到的情况和想法，记得信中最后一段话是这样的：“……我最近很痛苦，我想，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化，这段时间农民得到的实惠甚少，而损失很多。农村人口大量减少，既非瘟疫，也非鼠疫，也非虎烈拉（霍乱），也非战争，都是我们过左的政策造成的，都是人民公社造成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是因为穷，实际上结果是越搞越穷…….我想按少奇同志讲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回到合作化以前的状况去。”然而邓老给我的回信却很简单几句：“你提的问题使我沉默，你应当问毛主席，他同意就好办。”

后来，我在荆门罗窑大队蹲点，根据干部和群众的要求搞了分田到户，就是按劳力实行分田到户，美其名曰：“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分田到户后，罗窑大队范围的庄稼显然比周围地方长得好，我组织全县大队以上干部参观，没有人说不好的。那以后，分田到户在全县范围内都搞起来了。正在这时候，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公报送发之前，我接到邓老给我的信，信中贴有一句英文写的纸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其实他并不懂英文，英文是别人代写的，我知道他是在特意提醒我，怕我犯错误，这是邓老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果然，以后我在荆门搞的分田到户被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受到批判…..。

〔注：2015年2月5日我与荆门市政协文史委刘锡海主任等同志到黄冈与梅白亲生的女儿梅姗姗、儿子梅小武座谈时，对上文进行了核实，二子肯定了其内容的真实性，并证言他们保存有父亲的录音。（李勋明）〕

真水无香

2015年2月5日我们在黄岗采访梅白三女儿梅姗姗和第五子梅小武后合影



梅姗姗、荆门政协文史委主任刘主任、梅姗姗、梅小武



2015年2月5日我与荆门市政协文史委刘锡海主任等同志到黄冈与梅白亲生的女儿梅姗姗、儿子梅小武座谈时合影。上图梅姗姗、梅小武



上图：黄冈政协文史委主任秦主任、梅姗姗、梅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