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富林先生《我在荆门与群众共度荒年》（令人读之流泪）

真水无香

                                 停办农村集体食堂

      1961年3月22日，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同时下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有10章60条，又称《农业六十条》，要求对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制度进行讨论、修订。中央在信中指出：“省、地、县三级党委，要帮助公社各级党委，详细研究在本地试行这个条例草案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且同广大群众反复商量，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的认真讨论，定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和实施步骤”。信中还指出：“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例如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特别要慎重处理，绝对不允许把群众（尤其是生活困难的群众）丢下不管。”

      4 月初，县委领导分头到联系点就食堂问题进行调研。

      8日到11日，我和朱远福同志到牌楼区新生大队（现东宝区牌楼镇新生村）七小队与社员座谈时，开宗明义地把食堂供给制的盖子揭开了，我说：“上级有了新精神，主张食堂自愿参加，自由结合，单独核算，加强领导。”

      而后在征求社员的意见时，有的人认为食堂的好处是解决了家大口阔的困难。但是说起食堂的问题时，就炸开了锅，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众说纷纭，抢着发言：食堂吃供给制，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严重浪费粮食；食堂的饭味道不好；浪费劳力，办食堂用了全队18%的劳力；食堂按人打饭，有的吃不完，有的却吃不饱；家里人外出了，打的饭就吃不完，谁家都会有个亲朋好友来，可是亲朋好友来了却没饭吃，生活很不方便；食堂打饭，家家户户都一样的饭，一样的菜，家有老人小孩的户，或家里有人病了，生活难安排；吃食堂，打饭一个时间，社员想早点出工，晚点收工都不行，劳动没自主权；吃食堂，社员想在饭里加点代食品也很难，生活没有自主权，找代食品、种蔬菜的积极性也没有了；一家一户做饭时，剩饭剩菜都是用来养猪、喂鸡，吃食堂后没有了，现在各户养猪、养鸡的大大减少，等等……

      全队有49户都表示，要是能实行独立核算，他们不愿参加现在的食堂。经过反复征求群众意见，绝大多数社员都不同意办食堂，很多人都说：“办不办看上边的政策，要是叫我们农民说，还是分开好！”

      我们把牌楼区新生大队七小队作为停办食堂的试点。

      11日，在停办食堂的第一天，牌楼管理区书记罗德发邀我到他家吃早饭，这是一位当地农民干部，文化不高，但人很勤快，经常和群众一起劳动，诚恳待人，公道处事，深受群众称赞。这是停办食堂后第一次在农民家吃饭，虽然菜不多，可比食堂强多了，有自种的两个小菜、炒鸡蛋，还有腊鸡腊肉，饭也是热的。我和县委办肖杰玉常在农村食堂吃饭，与过去相比，这餐饭算是改善生活了。一早我了解了一下，社员都没因不吃食堂而误工。

      这天上午要赶回荆门县城开会，也巧，有个拖拉机顺路，我和机手很熟，我开着回到县城。除了拖拉机，我还会开汽车，只是没执照，好在没出过事。

      15日下午，我再次来到新生大队七小队，晚上和工作队王振德同志碰头，一致认为，多数小队的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和食堂制。

      16日，在七小队队长杨兆华家吃早饭，他家有八口人，两个劳力，由于有辅助劳力，他也不赞成办食堂。

      18日，在县委办公室整理了一上午关于新生大队食堂和供给制的材料。下午县委书记处开会，我汇报了在新生大队的调研情况，并说，这个队的社员在目前条件下是不愿办食堂的，并且不同意搞供给制。晚上继续开会，其他同志汇报食堂、供给制的情况。

      22日，全县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根据梅白同志的报告，分小组讨论了一天，主要讨论了社队规模和食堂、供给制问题。过去这些问题是红灯、是禁区，大家不敢讲，现在民主气氛浓了，放下了包袱，都纷纷畅所欲言。

      28日，全县大队支部书记大会上，主要讨论《农业六十条》，对办公共食堂提出了四条原则：（一）有利生产；（二）有利团结；（三）真正自愿；（四）加强领导。

      5月25日，县委讨论了关于公共食堂的十条规定，要求任何人不得强迫社员参加食堂，放开让群众选择，做到自愿加入，自由退出，单独核算，自负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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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生产队集体食堂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停办，实际上很快就自动解散了。农民家家户户自己开伙，吃饭、生活有了自主权，生产出工、收工有了主动权，办好生活，搞好集体和个体生产也有了主动性、积极性。

       到了9月11日，我们到五里区五一大队（现位于沙洋县曾集镇长柴集村）看生产时，一小队队长老沈（记不清名字了）一把拉住我说：“走，到我家吃早饭去。”我和他在一起开过两次座谈会，听过他的发言，还到他家话过家常，可算是我的农民朋友了。这个队实行的是包工到组，责任到人，奖惩兑现，多劳多得，社员干劲大，生产搞得好。我和他开玩笑说：“你家有啥好吃的给我们吃啊？”他说：“你还不知道，今年芝麻长得好，我家打了几十斤油，吃油炸馍呀！”我说：“不行，这是多吃多占。”他说：“哎，不能这样说话，到我家吃饭，咱是大拇指卷饼——自个吃自个的。食堂已经停办了，吃饭与集体无关。”

       我们再三推辞，他不肯，就只好答应了。我们四五个人来到他家，先在院里看了看，自留地的菜长得很好，还养了十多只鸡。刚坐下来，他就端上一小筐油炸馍（有的地方叫油条），说：“吃吧，还在炸。”接着又端上来萝卜、白菜、茄子等几个菜，还有红薯稀饭。这是我们几个人今年在农村第一次饱餐的一顿饭了，吃到了久违的油炸馍。

       饭间，几位年长者围拢过来，都说今年领导得好，大旱年叫我们改旱粮，种芝麻，多少年没有这样好的芝麻了，今年家家的油是够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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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叫停的“罗窑经验”

      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经营管理（包括劳动、生产、财务、分配等）一直是个难题。到了荆门后，县委分工我主管公社经营管理，对这项工作，我并不陌生。可是，多年来虽然在尽心尽力抓经营管理工作，但公社集体所有制经营在分散的小块土地上，又是手工式操作，加上气候条件的变化，农业生产有很多不可测定的因素，活路极其复杂，单靠按定额记工难以达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目的，我工作过的县和各地都曾试验过“小段包工”、“包工到组”、“按作物连续包工”（从种到收）等机制，不久都被叫停。

     1960年10月5日，我到曾集公社民主大队（现沙洋县曾集镇民主村），晚上正赶上开社员代表会，讨论秋播实行大队对小队“三包”（包面积、包工、包产）的方法，代表们说：这两年没有包产，包了也没奖惩，弄得大家没心思生产了。代表们争论得很激烈，最后统一了思想，议定开荒三七开，超产三七开，超过面积三七开，实行包工包产包投资，一次包定全年不变等方法之后，大家满怀信心，力争超产。

20日晚上，我在子陵公社新生大队（现东宝区牌楼镇新生村）七小队，和几个社员座谈了劳动定额管理，他们说：包产到队（指小队），责任到组，超产到田，算账到户，活路工分到人，这办法比以前要好。

       22日晚上，又和几个同志座谈“三包”，都认为凡是三包指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贯彻得深透、执行得好的生产队，生产都出现了高潮。

新生大队这年（1960年）的粮食总产量65万斤，却要求各小队1961年共包产165万斤，超包100万斤，为什么？干部的“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还依然严重，不顾实际情况，拿“紧箍咒”向群众头上套。我向梅白同志讲了这个情况，他对这种现象很恼火。

       11月7日下午，我在沈集新民大队九小队同社员一起种菜，社员们议论要想种好菜，除非包好工，要不就种不好。恰好晚上落了一场小雨，第二天一早，我和社员一起出早工去栽菜。栽菜是妇女社员的强项，她们上工早、出勤齐，有说有笑，干得很起劲，只是包工没搞好，“上阵一窝蜂”，工效低得可怜。收工回来在食堂和社员一起吃早饭时讨论改变这种现象，实行小包工。

总之，为了搞好经营管理，提高劳动效率，各级开了很多群众会，天天搞定额，定额定不准，年年搞分配，分配不合理，群众劳动积极性始终调动不起来，生产难以达到较好目标。为此，我一直感到困惑不解，并不断探寻合适的办法。在探索过程中，经常遇到“红灯”，要么自我放弃，要么被叫停。

      到了1961年5月26日，唐玉金在县委会上介绍了子陵区八角公社罗窑大队（现东宝区子陵镇万家坪村，下同）按劳定田、包工到户经营办法，调动了群众劳动积极性，县委多数同志觉得这个大队的做法很好，梅白同志提议要我去进一步调查了解，总结这个队的具体经验。

      5月27日，我和王登崑、闫大新、农工部朱远福等一早就出发，下午赶到罗窑大队。晚上，同罗窑大队支书杜学怀，部分大、小队干部、社员进行座谈。

      28日，我们分头到各小队调查了解情况，到田间同干部社员座谈。经过两天紧张的查看、访问、座谈、调查了解，晚上集中工作队员在王集进行研究分析。大家一致认为，罗窑大队的经营管理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了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做，田连片，水就流，杨家将，一齐上，一人做事众人帮。用几句话概括起来就是：统一经营，按劳定田；大活到组，小活到户；定额到田，按件计工；连续包工，一包到底；分段检查，奖惩兑现。

我们了解到，这个大队从去秋实行这个办法，秋播搞得好，今年夏粮油收成较好，周围相邻大队吃供应粮，这个大队却可以自给有余，无夏荒现象发生。现在正是夏收夏种农忙季节，我们看到男女老幼都下了田，因干旱无水秧插，都忙着打坷垃（指大的土块），种旱粮，无一闲人，无一摞荒田。

我们调查组的王登崑、朱远福都是笔杆子，当天夜里就写出了调查报告。

       29日，天一亮就赶往县城，上午召开县委书记处书记会议，我汇报了罗窑大队生产责任制情况以后，大家都觉得应该大力推广。县委第一书记梅白给罗窑大队的做法起了个名字：“分户管理责任制”。梅白同志深知这一问题的敏感性，下午他亲自赶到罗窑大队进行了解。后来又派吕乃强等几位同志再次到罗窑大队调研，进一步总结，形成正式文件，又改名为：“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

我分管经营管理工作，立即按照县委讨论决定的精神，同农工部同志研究了推广罗窑大队“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的经验。

       31日，县委组织各区委书记、区长到罗窑大队现场参观，在现场会上我要求各区都要学罗窑，包工到户，落实“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

       6月初，按照县委要求，各个区都要开展责任制试点，县委领导分头下去指导帮助，我到拾廻桥区王桥大队。

       6月6日，阴天，闷热，没有下雨。早饭后帮社员摊场，之后帮王成彪家舂大麦，王成彪的母亲是一个很善良的老人，爱说爱笑，这几天在她家吃饭。每逢我一到，她就讲个不停，什么种自己的田比种别人的田要自由自在等（这在当时是禁区），她都敢讲。下午工作组在王桥大队碰头，大家反映，各生产队干部、社员中很多人主张包产到户（不是“包工到户”）。我认为这是禁区，不可能实现的，就向干部群众做思想工作：这种办法会走向穷得更穷，富得更富，是回头路，不能搞，还是罗窑大队的办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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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窑大队的做法，宣传所到之处，人人拥护，都说只要按这个办法做，就会有1957年一样的干劲，就算受灾也会有个好收成。         7日，王桥大队三小队率先讨论通过了劳动底分，划分土地等责任制，落实了包工到户，实行了“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         到11日，王桥大队九个小队都实行了“部分农活田间管理责任制”。当时，所有推行罗窑大队经验的地方，生产队长不用天天打钟催上工了，社员也不再夜夜开会议定额、评工分了，杜绝了“上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现象，实现了多劳多得，群众的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        我在同五队社员李兴杰锄棉花草时，发现他比以前更加注意劳动质量了。在开老农座谈会时，社员都要求多种夏粮，他们说：“能收夏一斗，不收秋一石，春不留肥，秋不空田”，大家都主动抓种子，抓肥料。        经过试点，我们发现，这种有利于发展生产的责任制，已变成了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到6月底，全县各区都主动要求全面推行罗窑经验。至此，“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在全县遍地开花，推广已顺理成章。可惜，“罗窑经验”不久就当成“踩红线”错误受到批判而被停止了，没有结果。        文化大革命时，我在江陵工作，因实行“罗窑经验”成了走资派的重要证据，被批判了无数次，几乎逢批就有这一条。唐玉金后来给我讲，他也因此事受到了无数次批判，可见荆门县委其他同志也不会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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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过灾荒就是胜利                        

      1961年，插早稻的5月过去了，插中稻的6月也过了，到了7月，已是伏天，还是万里无云，烈日炎炎。苍天无情，春旱接伏旱，持续干旱。农村大部分群众都认为秋季粮食丰收已经无望，保住口粮就很难很难，较普遍地产生了畏难悲观情绪，他们说：“抗旱无水，节约无粮，自救无门。”“我们像一只船，在风里浪里飘来飘去，政府不搭救，我们怎么能靠拢岸呢！”

在此严峻形势下如何做到粮食自保、安全度荒，就严酷地摆在县委面前。

       7月4日，县委和区委书记开了一天会，主要是讨论生活安排问题。晚上，书记办公会继续讨论抗旱和生活安排，大家共同认识到，现在季节已是小暑，进入伏天，还是干旱无雨，播种季节已过，已播的部分已干枯，今年粮食丰收已无望。从现有粮食看，不说过秋冬，就是度过现在的夏天，也差几百万斤粮，看来困难越来越大。大家盼望国家给粮，但全省、全国旱灾都很严重，给粮可能性不大。在省、地委未批准给供应粮之前，我们仍要动员全县粮食自保。必须进一步动员全县干部，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千方百计度过新的灾荒，度过灾荒就是胜利。

       5日，县委召开县、区、公社三级干部会。梅白在会上作动员报告，主要是：自力更生，节约度荒，全县粮食要自保，全党抓生活，纪律上要真实反映情况，并动员大家给县委提意见，决不打棍子、抓辫子、扣帽子。分组讨论了三天，主要内容是生产自救的门路、办法。同时区、社同志对县委工作提了不少意见。县委书记处针对提出的意见，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梅白要大家多给他提意见。归纳起来，县委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一）前段整风（反“五风”）中，对基层干部的看法有片面性，看问题多；（二）工作上有主观主义，在粮食产量、秋播面积等指导思想上有框框。在分组讨论中，多数同志表示有信心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度过灾荒；一部分同志有畏难情绪；还有的少数同志说：“现在是抗旱无水，自救无门，这么大的灾上级不给点供应粮，度荒能不能做到‘三无’，现在很难说。”

      8日下午，县委再次分析全县旱情和生产情况，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一是持续干旱灾严重，早、中稻都没插上，严重减产，粮食少，给下半年生活安排带来更大困难。二是全县生产自救抓得早，夏粮略有增产，没有插上早、中稻的田，改种旱粮、芝麻等，抓得早，面积大，特别是芝麻面积大，这是耐旱作物，丰收在望。三要把形势、困难、有利条件讲透，如实告诉干部群众。四是从现在起就要自力更生，广开门路，生产自救。当然，我们核实秋收粮食产量后，要如实向省、地委汇报，请求给予支持。但是不要等上级拨供应粮，干群都要树立自力更生精神，抓好生产自救。五是要求全县干部如实汇报情况，有事同群众商量，工作上千万不要再搞形式、瞎指挥了。

      13日，我和邵泽虎同志陪地委书记处书记杨春亭在拾廻桥区各生产队了解旱情及生产自救的情况。有的地方干旱到人无水吃，牛无水饮的地步，已插的秧苗可以点着火了，就连改旱的玉米、粟谷也已干枯，有的地方是一片白乎乎的未种上任何作物的空地。

       15日上午去殷集公社（现位于沙洋县后港镇殷集村），回拾廻桥路上车坏了，正好处在进七（到前边村庄七里）退八（后退村庄八里）处，当时烈日炎炎，热得要命，周围找不到一滴水，我们躲在一棵枝叶将干枯的小树底下，它已遮不住太阳，但离开它，只有在烈日下暴晒了。赵师傅在那里修了三个小时的车，我们一行人4点钟才到拾廻桥吃午餐，我还怕杨春亭同志顶不住，幸好大家安全回来了。

      16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来到拾廻桥，向他汇报了生产自救情况，当天陪许道琦、杨春亭回荆门县城。

      17日，县委书记处同志向许道琦、杨春亭汇报荆门旱情。梅白说：“工作没做好是事实，努力了是事实，困难大也是事实。”许道琦、杨春亭同志同意县委汇报的情况，也认为荆门确实灾大困难大，但他们只讲了生产自救应采取的措施，没有说给不给、给多少供应粮。梅白最后说：“现在要的是粮食！”

      19日至21日，我和邵泽虎同志到丁岗公社古灵大队（现沙洋拾廻桥镇古灵村）同干部群众座谈，社员说：“立了秋，万事休，今年政府不拉一把，我们是活不过去的。”特别是家大口阔、劳力少的社员更悲观，他们说：“一看田里无粮，一听国家也没粮，一想自救也无门，只有过一天算一天，听天由命吧！”我同支部书记谈心，他说：“我刚上任不到一年，真是刚学理发，就碰上了老茬胡（荆门方言，指络腮胡），我担心今年饿死人不好结账。”

      26日，早饭早吃，陪赵辛初、杨春亭同志到栗溪区看农业生产情况，上午看了铁坪（现东宝区马河镇铁坪村）等大队，下午区委书记季述洪汇报生产、生活情况。栗溪是山区，得天独厚下雨多，农作物大多是麦杂（粮）连作，一片丰收景象。傍晚回到荆门，车上我向辛初同志汇报说：“栗溪是个丰收区，但这样的地方荆门只有这一小块，人口土地也不多。而全县大面积干旱严重，有的绝收。

     8月1日，我和闫大新来到了马良公社（现沙洋县马良镇）。这个公社沿汉江，半山半湖，地理要件较好，农作物布局是麦杂（粮）、麦棉连作，庄稼长得整整齐齐，是个好年景。他们是夏收一季就完成了全年征购任务，秋粮是自己保自己。我在公社召开的生产队长会议上动员说：“我就实话实说吧！马良公社丰收了，我们县重灾区的群众，度荒实在太困难了，我们这次来是同你们商量，多卖点征购粮，支援重灾区，我们的意见是完成‘三定’（口粮、种子、征购）后，多余的粮食都卖给国家，还希望你们本着节约用粮，过紧日子的精神，卖点节约粮，卖多少你们自己定。总之，希望丰收地区群众粮里边加点菜，吃饱饭，重灾地区群众能菜里边有点粮，活得过去，你们卖的是救命粮，用传统的话说是积德粮。”

接着区委书记许安良和公社书记都表示赞同在完成定购任务的基础上再多卖一些节约粮、救命粮，支援重灾区。在讨论过程中，生产队长纷纷表示：我们和重灾区的社员都是种田农民，他们灾大过不去，我们也心不安，一定过紧日子，节约粮食，支援他们。

      会后我给许安良和公社书记说：“会议开得很好，我们不给你们定任务了，你们尽力做好工作，多卖一点，但要保证群众吃饱饭。”说完，我们就立即返回荆门。

      8月3日下午至5日，县委会议开了两天半，会议分析认为，因为灾情重，粮食少，即使低指标每人每月20斤稻谷，全县粮食也难以达到自给。大家都盼望国家能给荆门一点粮食度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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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梅白向大家宣读了王任重同志在全省粮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先保大城市，这是全民的利益。”大家更加意识到了全省全国灾情重，上级拨给荆门粮食可能更难了。

       会上县委同志都忧心忡忡、惴惴不安，这是一副很重的担子。梅白同志说：“要丢掉一切等供应的幻想，同时要领导全县人民活下去。一天不能吃一斤吃半斤，没有半斤吃四两，要死里逃生。每个干部都要鼓起勇气，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号召群众把一切可以吃的代食品收集起来，大种菜，一切为了活命。因此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对灾区逐队安排生活；二是动员丰收社、区超‘三定’的，多卖一点救命粮，支援重灾区；三是教育干部群众顾全大局，振奋精神，带领群众战胜灾荒。”

      8月7日，起早我和闫大新赶往栗溪区（现东宝区栗溪镇），这次是根据县委安排分头到丰收区做动员工作的，目的是多购一点救命粮，不是把过去的“三定”政策吹了，而是大家都要活命，互相帮助，共度难关，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了。到达后没有停歇就和区委书记季述洪先后到栗溪公社马集大队（现东宝区栗溪镇马集村）、栗南公社双畈大队（现东宝区栗溪镇栗溪村）、大栗公社同兴大队（现东宝区栗溪镇栗树湾村）看了田间生产情况，一路走来，同群众、队干部进行了座谈，所到之处是风调雨顺，田里的庄稼、山上的林果长得绿油油的，一片丰收景象。

     我们去的第二天，这里又下了一场大雨，干部群众都是笑逐颜开。他们都说，今年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是一个好年景。我们同社员、队干部座谈，能不能多卖一点粮食，他们虽表示“可以完成三定任务或者可以超额完成三定任务，支援重灾区。”但支援多少还有思想距离。有的社员说：“政策可能又变了。”“前头讲形势，后头要粮食。”“国家年年有灾，我们年年支援。”“思想通也要通，不通也要说服通。”等等，看来“三定”完成后多卖粮要做很多工作。

      8月10日开了一天区委会，8月11日开了一天公社书记会，通过讲形势、议政策，使大家认识到现在最大的形势是全县、全省、全国灾情重，粮食困难大，最大的政策应该是：既让丰收地区群众吃饱，又做到重灾区群众都能活下去。与会同志都同意多征购一点，然后讨论的政策是：超“三定”的生产队，每人每月口粮25斤，完成“三定”的20斤，完不成“三定”任务的口粮18斤，口粮不足18斤的为缺粮队，供应粮补到18斤。这个标准区委、公社书记多数人同意，也有的同志说低了。我说：“这个标准低了一点，但栗溪是山区，又是麦杂（粮）连作，留的口粮，如小麦、玉米、豆类等都是净粮，红薯5斤折1斤粮，不像稻谷那样是毛粮，按20斤计算，相当于30斤稻谷。山区瓜菜、果类、菌类等副食品也多，农民家养鸡养猪的也多，有的社员还常到山里打个野味，我认为按这个标准虽然是紧日子，但能吃饱饭，多数也能吃好。当然我们谁都不想在‘三定’后多征购粮，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我又重复说了一遍“栗溪卖的是救命粮、功德粮！”

       区委书记、区长和公社书记都说：我们一定做好工作，多卖粮，支援重灾区。

       我说：“完成这个任务你们还要做很多工作，拜托你们了，我们回去就向县委汇报。”

       11日下午回县开县委会，我汇报了在栗溪动员超“三定”、多卖粮的情况。梅白同志说在地委开了几天会，看来要彻底丢掉幻想了，伸手向上要粮是要不到的，全国困难大，幻想向上边要粮是最大的危险，我们灾情重，困难大，要和人民同生死，战斗到底！

       12日，书记办公会又反复分析了全县灾情和粮食产量情况，认为就是按每人每月吃20斤稻谷，全县粮食也难以自给，如国家能给几千万斤供应粮，才能安全度荒。能不能给，心中无把握。但在上级没有下达供应粮之前，只能按照粮食自保、节约度荒来教育干部、动员群众。为此县委决定分层次召开各级领导干部会议进行动员，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认识困难，战胜困难，一直动员到大队支部书记。

       13日县委会议又开了一天，研究分析全县粮食产量到到底有多少？社队报得实不实？大家分析，今年粮食产量同前几年报得不同了，经过处理沈集事件，反“五风”，大家都知道浮夸风的危害了，加上今年灾情大，丰收社队怕政策改变，增加任务，重灾社队怕饿死人不好结账。大家最后认为，区、社、队层层报的产量接近实际产量，没有浮夸的成分，甚至一部分社队还有隐瞒。

       14日、15日召开了两天区委书记会，梅白同志先在会上讲话，他说：当务之急是逐队具体地安排好群众生活。这就是要搞清我们全县今年粮食产量到底有多少？我们每个干部要和群众站在一起，和上级党委站在一起。有多少报多少，报多了不行，报少了全县生活不好安排。现在对粮食产量以多报少的现象很严重，这要统一思想，不然我们的日子过不去。

       接着16日、17日又开了两天公社书记会，用谈心的办法，让大家讲认识、讲思想，说真话、说心里话。多数同志说，今年是人好天不好，是天灾不是人祸。堰底里插秧也干死了，秧田能走大路，吃水因人定量，干部分水吃，等等，都说明干旱严重，社员卖了力，党和政府给了很多支援，但是度过灾荒还有很大困难。

       部分同志有埋怨情绪，各怀心态，丰收区的同志说：“政策不该变，春天讲政策，秋天讲风格，朝令夕改，失信于民。”重灾区的同志说：“不是我们不干，是天灾，国家该不该支援一点粮食，听说没有供应粮，心就凉了。”还有的说：“社、队报粮食产量，余粮队怕加任务，伤了口粮，缺粮队觉得吃不饱，又怕供应粮发迟了断炊。有的社、队留了点余地，这种现象是有的，我们回去做工作，一定报实，但是再不要搞反瞒产了，反瞒产运动害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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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后我和梅白、唐玉金等同志在一起议论认为，大家说的都是实话、心里话，有些情绪也是在情理之中，应该理解大家的心情。

伏旱接秋旱，立秋已过，处暑将到，天气还没有下雨的迹象，看到秋收无望，田里无粮，上级又只说生产自救，仍没说给粮食供应指标，干部群众悲观畏难情绪越来越大。

      8月18日至22日，全县大队支书会议（四级干部大会），开了5天。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一）了解分析形势，认识有利条件和困难，增强信心，广开门路，生产自救，节约度荒。（二）总结检查执行政策落实情况，进一步落实措施，讨论纠正“共产风”、政策兑现、小队部分所有制、经营管理、包工到队、分配上多劳多得、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放开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等问题。（三）提出冬秋计划，安排秋播生产，大队对小队实行三包：包面积、包工、包产，方法允许有差别，不搞一刀切。会议开得很好，特别是通过讨论政策，可以放开手脚大干，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了生产自救的信心。但是仍有一部分同志对生产自救、节约度荒有畏难情绪，有待进一步做工作。

       23日，上午参加机关生产，和大家一起劳动得很起劲。因是灾年，干部粮食指标不高，而副食品不但价格很高，而且还买不到，有的工资还不够吃饭，多数职工生活很困难，因此，必须搞好机关生产，用生产自救办法，解决干部职工吃饭问题。实际上多数单位已经是半天生产半天工作了，有的单位抽专人搞生产，以解决职工粮食不足。下午开县委常委会，讨论粮食问题，全县秋季总产量7000万斤，缺粮5000多万斤，九、十月份不少队就断粮了，情况危急，已报告地委。

      25日上午，我和县妇联主任华清，农工部副部长朱远福等五人前往五里区。8点钟到汽车站等车，12点才有车，车也很破旧，路上不时抛锚，到下午3点才到五里区，对此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随后几天我在五里区的草场、杨集、建阳公社（现分别位于沙洋县的草场村、杨集村、建阳驿村）驻队，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和群众座谈如何生产自救。那几天正遇上下了点小雨，就动员群众大种蔬菜，像萝卜、芥菜、大白菜、芹菜等，有的虽然不是耕种的季节，我说哪怕吃萝卜叶子、豆苗也行，都是代食品。

      我和华清、朱远福等同志还在拾廻桥等地宣传推广摘、煮、挫、晒、吃芝麻叶的“法宝”。

      28日，陶阳大队（现沙洋拾廻桥镇东风村）有两个干部到区委反映，有的队到9月就没有米下锅了。我听了一惊，上午立即和几位同志赶往陶阳大队最困难的12小队，了解情况，实地查看了食堂的粮食。实际上这个据称最困难的队粮食还可以吃到年底，虽反映的情况不实，但我们心里有了底。

区委书记王本庆看到反映的是假情况，生气地说：“这两个干部我非处分他们不可。”我立即制止说：“算了！他们反映假情况有错，也可能出于怕不给供应粮，反映情况反而使我们提高警惕，要是没有人反映情况，我们就成了聋子瞎子，什么也听不到，就可造成大的失误、错误，还是有人反映情况的好。”最后只批评教育了这两个干部，要他们今后反映情况要实在。

       9月6日至8日，县委召开区委书记、区长会议。会议期间接到地委电话：国家调给荆门重灾区供应粮4500万斤，可以按最低标准每人每月15斤（稻谷）安排生活。

       听到这个消息，县委领导都认为，15斤稻谷分到人每人每天只合三两半米，只能算是最低指标，保命粮了，但心里总算有底了。有了保命粮，大家精神大振，人人笑逐颜开，真是惊天的喜讯！有的说：“这可是下的及时雨，送来的救命粮。”有的说：“虽然指标低了一点，过苦日子我们心里有底了，也踏实了。”有的说：“我们回去一定逐队把生活安排好，不辜负上级党委的关心。”会议开得很顺利，人人心情舒畅。

       最后讨论如何把粮食指标具体到人？县委领导强调：既要保证人人活下去，又要保住劳动力，使冬春生产、保护耕牛等不受大的影响，这还是难事。做到不外流逃荒、不出现大批病人、不饿死人还是艰巨的任务。就全县而言，要到明年接早稻，还有大几个月，特别是冬春季节，大家千万不要麻痹，一定要提高警惕，兢兢业业，坚持带领群众广开门路，大种蔬菜，广找代食品，抓好家庭副业，合理安排集体生产，做到劳逸结合，抓好治疗浮肿病和妇女子宫脱垂病，实现安全度荒。我们坚信一定能够实现最后的胜利。

       9月12日，我和工作组的几个同志到杨集金陵大队（现沙洋县五里铺镇杨集村）搞分配试点，住在二小队李自成家，这是五里区一个先进队，生产搞得好。我在同群众一起采集代食品劳动中，听到老农们很多抗旱的经验和教训。他们说，在这大旱之年，人是吃了苦，也下了力。其经验是，套种间作、抢季节、自己留种子等。对于教训，有一位老农感叹地说：“千错万错就是等大米等空了，没有抢墒种旱粮，如果不是等米吃，旱粮都已经到了。再是自己不留种（指旱作物种子），等调来种子又种晚了，结果绿豆不结角，黄豆不结荚，粟谷是狗尾巴，今年自己要留旱粮种子。”和支书韩尚英一起同小队长座谈后，大家认为要总结生产经验，接受灾年防灾抗灾经验教训，迎接1961年的秋播。

       9月15日，我又和五里区委书记王本庆等几位同志到一些生产队看生产，看群众自留地、家庭副业情况，边看边问群众：“15斤稻谷能安全度荒吗？”群众都说“行，15斤粮食，掺点菜，过苦日子，能度过去。”有的说：“今年粮食少，芝麻长得好，油多，再加上菜，掺上代食品，能填肚子。”有的说：“15斤粮食不算少，又不是政府有粮不给多吃。”有的说：“受灾的也不只是一个生产队，全国都有灾，小有小的困难，大有大的困难，我们要讲良心，体谅国家的困难，共产党、毛主席对我们农民够关心的了。”这话使我深受感动，农民就是这样纯朴。

       9月18日 县委书记处会议开了一天，会上讨论了生活安排，分析认为虽然上级调来4500万斤粮，但是全县仍缺几百万斤粮食，否则农村的灾区每人每月还吃不到15斤稻谷。在欣喜上级调粮的同时，大家仍感到困难很大，担子很重。

时间到了1962年2月，我调到江陵县工作已近半年，一次在荆州地委开会时，我专门打听荆门生活情况，唐玉金同志说：现在（指1961年12月—1962年2月的冬季）荆门群众生活比1960年冬要好多了，没有外出逃荒的，没有饿死人的，只有少数社队出现了浮肿病人。

       这说明，在大旱三年中的荆门，总算做到了安全度荒，取得了度荒的胜利。回想起来，全县干部群众一路苦斗过来，令人震惊，真不容易呀！

真水无香

                 调往江陵前

      1961年9月17日上午，我从五里区赶回县城，刚到机关，梅白和王登崑就告诉我：“地委通知调你到江陵工作。”

猛一听，感觉很突然，之前没半点的音信，更没有料到。说实话，当时我不愿意离开荆门，才来了一年零几天，情况刚熟悉，工作也觉得顺手了一些，又要调走。这正是荆门粮食低指标、瓜菜代，干群同生死共患难、苦度荒年的紧要关头，走，真感到对不起正在苦斗的荆门干部群众。我当即请梅白同志跟地委说说不去行不行。

       不去想了！反正正式通知没有见到，难知去留，在荆门一天，就安心工作一天。我回忆，从口头通知，到离开荆门，其间有11天，这11天工作还是很紧张的。

       18日，县委书记处开了一天会，讨论粮食问题。

       19日，县委书记处又开了一天会，讨论分配问题。会议中间，梅白同志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定出学习计划。并说，过去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缺乏学习，或者没有认真学习，现在每个人年纪都很大了，再不学是要后悔的。学习的方法，按王任重同志讲的“忙里偷闲读点书，谈谈心，想想问题”，当然做到这些并不那么容易。他说得很好，大家频频点头称是。

      20日下午，搭梅白同志的汽车（梅到省开会）顺道到五里区金陵大队（现沙洋县五里铺镇杨集村）召开小队长会议，讨论秋收分配工作。

      21日，杨春亭同志来五里区检查工作，我和区委同志向他汇报情况。

      22日，我又和地委驻五里区工作组人员向杨春亭汇报了一天工作。主要是抗灾生产、生活安排和分配试点工作。傍晚陪杨春亭回荆门县城。

      23日，我和鲍溥汉、吕乃强等同志一起向杨春亭同志汇报了工作。上午鲍溥汉汇报生活安排方面的工作，下午主要是我汇报五里区金陵大队和子陵区子陵大队的小队分配试点情况。

      24日，是农历的中秋节，阴天，北风。上午整理一下文件，下午杨春亭同志召集我和农工部同志向他汇报，并研究分配问题。晚上，我和鲍溥汉、吕乃强、王登崑等同志讨论分配方面的工作。我还记得那天阴天、北风，有点凉，晚饭后，我和吕乃强到政府旁边一条小河里游了一次泳。

       25日，天公作美，昨晚下了一场大雨，真是久旱逢甘霖，各区都可以起板田。上午陪同杨春亭同志到子陵区子陵大队，与社员干部座谈了小队分配的试行情况。晚上王登崑同志给我看了调我到江陵工作的书面通知。

       26日，早饭后和梅白同志在住处院里交谈，他说：“调你到江陵，是地委定的，可不是我们的意见，王玉珍同志给我有信。”他在衣袋里掏了掏，还没掏到，我即说：“梅白同志不要掏了，我听组织安排。”夜晚全县又降了雨。

       27日，上午杨春亭同志与我和吕乃强等同志一起座谈小队核算问题。

       28日，北风很大。上午学习了中央和省委的几个文件，然后整理了一下书籍和衣物，闫大新同志也将调离荆门去监利县工作，我们商定，第二天一起去新的工作岗位。

       要离开荆门了，下午我、忠玉、培康和闫大新同志（他家属不在荆门）不约而同去宝塔山上看看。宝塔山，是荆门县内的古迹之一，该塔建于隋，解放后又多次整修，保存很好。在宝塔上可以看到四周几十里的河山，荆门城关犹在足下，不禁使人想起古诗中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浏览历历在目的景致，回想似水流年的时光，感慨万千。与此同时，自觉联想到一年来，在荆门与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抗旱救灾中经受的锻炼和考验，同时也从群众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三同”中，使我从纯朴善良、豁达耿直、勤劳节俭、吃苦耐劳的荆门人民群众中受到启示和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同他们的感情，虽然时间只有一年，但结交了很多农民朋友。在自然灾害，当然也有人祸所造成的极度困难面前，他们并没有怨天尤人，骂爹骂娘，也没有听天由命，而是在干部的带领下，顽强地战斗，乐观地生活，认真地对待每一天。然而，工作只有一年，在他们还没有摆脱困境的情况下，我却无奈而去，实在是对不起他们，也只有在新的岗位上更好地工作，用实际行动去回报敦厚、热情、善良、勤劳的荆门人民。

       29日，北风继续。要离开荆门了，本想等梅白同志从省开会回来再谈谈心、并让他给些指导再走，因地委催了几次，来不及了。行前我给他留了一封信，大意是：在荆门一年多，说实话不愿离开。一是来荆门时间不长，还未做什么工作，又要搬家，特别是在与干部群众一起苦度荒年的关头，离开荆门，心有愧感。二是一年多来，做的工作不多，自身还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一）工作作风拖拉，尤其是对分管的业务工作做的还很不够，抓得不具体。（二）学习坚持得不好，工作中有些问题研究得不透，在学习问题上，你讲过多次，今后一定努力。（三）我们县委一班人工作积极性很高，工作、学习、作风都很好，做到了互信、互帮、互学。这些方面对我都是有帮助的。（四）我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将会尽职尽责地工作，不辜负你和班子里同志们的关心和希望。

       写到这里，我翻开日记，一字不漏，也不加修饰改动地把这一天的部分日记抄录下来，作为体会和总结：

“首先认为，初来荆门，造成这个县工作被动局面的原因是受了大灾，但也有工作问题，干部问题。这种错觉引起了另一个错觉，来了这么多的干部（仅煤炭部就来了六七十人），被动局面很快会转过来的，这种想法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后一段的整风实践证明，荆门工作上的问题不单是荆门有，别处也有。荆门的干部是好的，只是因为受了天灾，受“五风”危害过重，而造成被动。扭转被动局面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而主要是靠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和实现。而事实上恢复生产并不那么简单，没有几年功夫，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是恢复不了的。

       其次，是群众路线问题。在许多问题表现了不相信群众，而是划圈圈、划杠杠，怕群众办事出了圈、过了杠，不是放手的让群众去干，而是当自己的主观愿望行不通的时候，恩赐观点就来了，认为自己是从群众利益出发的，忽视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实际上办的是傻事。一年多的时间，同志们的帮助和自己的实践，我深刻体会到这是做好工作的障碍，只有打掉恩赐观点，让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才能达到目的。

       第三，是兑现出了问题就解决，就兑现，这是群众的要求。而领导有一个扎实的好作风，领导并帮助群众组织好生产、生活更重要，这比出了问题再去兑现，再去解决要强一万倍。检查自己的工作作风确有些拖拉，在很多问题上表现犹豫不决，考虑、研究是必要的，但要果断地解决问题。不给群众解决问题，就变成了空谈家，解决十个问题纵然错办了一个两个，还有八个九个是对的嘛，总比熟视无睹，不解决强多了。当然，要尽量把问题考虑周到再下决心，要想考虑周到，就要到群众中调查研究，当群众的小学生，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

      上面几个问题都是思想方法问题，要想掌握好还要好好学习。工作上经验教训已经很多了，要总结提高，不然就接受不了，这是值得深思的。”

       我和闫大新同志两人的破烂东西装了一汽车，下午三点半出发，六时我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江陵县委会。白天荆门是晴天，晚上江陵下起了小雨。

真水无香

真水无香

             梅白，（1922-1992年），学名国定，湖北黄梅人，作家。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某部宣传科长，中共地方组织的区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鄂东干部学校副校长，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还兼任武汉大学教授、《七一》杂志副总编、中共荆门县县委书记等职。十年动乱期间，梅白被称为“黑笔杆子”并被逮捕，1976年平反出狱。著有杂文集《什么思想在作怪》、《大江东去》、《百炼成钢》、《公与私》（合作）。
毛泽东“半字之师”由来
      1959年，毛泽东作了一首诗《七律·到韶山》.将诗稿向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原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征求意见。梅白见到毛主席的诗稿当然非常高兴，但他并没有只是赞赏，他建议初稿首句“别梦依稀哭逝川”中的“哭”改为“咒”，即为“别梦依稀咒逝川”会更好些。毛泽东欣然接受了梅白的意见，并幽默地说：“你是我的半字之师。”
　　毛泽东称梅白“半字之师”？“哭”与“咒”字上半部一样，只是下半部换了一下，变成了一个新字，所以毛泽东称梅白是他的“半字之师”。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初期，印发《到韶山》一诗。主席虚心地向梅白征求意见。梅曾提出“别梦依稀哭逝川”这一句应改“哭”为“咒”更好。这样似诗意更积极深刻，感情也更鲜明强烈些。毛欣然接受了梅的意见，称梅是“半字之师”。“哭”也就改成了“咒”。另外，《到韶山》诗最后一句原为“要使人民百万年”，梅又提出不妥，说这句有口号之嫌。毛主席由是就将这句改为了“遍地英雄下夕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