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富林先生《我在荆门与群众共度荒年》（令人读之流泪）

真水无香

                    大战“共产风”

       我在《在大跃进的岁月里》中的《“共产风”的刮起和纠正》一文中对光化县“共产风”的刮起和纠正进行了回顾，但到了1960年，“共产风”仍被列为“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风、瞎指挥风”的“五风”之首。

      “共产风”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还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极大反感和不满。一些群众说：“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有的社员说：“不怪社员没干劲，只怪你我都不分。”这样的政策路线，破坏了生产力，扭曲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看法。“共产风”的危害性，引起了各级党委的重视。

      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1960年下半年一次会议上说：“减产一是天灾，一是人祸，现在看来人祸大于天灾。省委反对刮‘共产风’，但有些地方又助长了刮‘共产风’，对农业增产估计太高，有平均主义思想，照顾差别不够。因此，一定要把‘共产风’反掉。”初秋，省委领导带工作队在沔阳县通海口公社进行纠正“共产风”、政策兑现的试点。9月中旬，省委在通海口召开了纠正“共产风”的现场会，指出：由于刮“共产风”，群众普遍认为现在是公私不分了。要求“上边压，下边发动群众揭发，两头挤，解决好‘共产风’”。

       1960年9月18日至9月21日，县委召开了全县大队和小队长会议，到会3000多人，部署解决“共产风”问题，要求生活安排和政策兑现扭在一起，两手抓，同时抓。全县大张旗鼓地纠正“共产风”开始了。

打响漳河第一炮

       1960年9月23日，县委第一书记梅白指定我到漳河水库调查处理“共产风”的问题时说了很多意见，如“你要敢字当头，敢于和饶民太作斗争！”、“漳河是个大恶霸！”等。

接受这个任务时，我到荆门工作才20多天，对这里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我想，处理“共产风”是党中央的指示，各级领导干部都会坚决执行。梅白同志说的饶民太，是地委常委、副专员、漳河水库工程建设总指挥。对县里工作来说，他是上级领导，一定会支持。对于梅白同志交代的话，虽然幽默，只能理解为：胆子要大，态度要坚决。

       到漳河水库纠正“共产风”，的确情况特殊，对我来说还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漳河水库是湖北省计划和建设的大型项目，除省投资外，荆州举全区之力进行兴建，水库有效库容12.29亿立方米，可灌溉荆门全县和江陵、钟祥、当阳一部分农田，是为民造福的大型工程。但在前期建设过程中，正遇上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顶盛时期，自然，漳河水库建设工地也毫无例外地刮起了“共产风”。

       当天下午，我赶到漳河后，第一件事是向饶民太同志回报县委关于处理漳河“共产风”的建议，并请他领导这项工作。饶民太同志是一位为人正派、作风扎实、清正廉洁、待人随和的领导干部，他说：“漳河的‘共产风’是存在的，这，我们要落实中央政策，抓好兑现。你先去了解情况，摸摸底，看有哪些方面的问题，要同社、队干部、群众商量，有个初步意见后我们再议定吧！我从指挥部派两位同志协助你。”

       24日，梅白陪同地委第一书记王玉珍来漳河检查工作，王玉珍同志指出：“要坚决纠正‘共产风’，多听听群众的意见，该退赔的一定退赔，把党的政策端正过来，密切党群关系。”

      我和漳河公社（现漳河新区漳河镇）、漳河工程指挥部的同志一起召开了小队长会和群众座谈会。经了解，漳河水库“共产风”刮得实在厉害，建设中，随意拆房、占房，随意砍树、占田，随意占用生产工具。群众稍有拦阻，工作人员就说“我们是漳河指挥部的”、“工程建设需要”等等，群众意见纷纷，许多人都无心生产了。我意识到问题严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25日，我把漳河刮“共产风”的主要情况写成了书面材料，向县委和饶民太同志报告，经他们同意成立了漳河水库指挥部政策兑现办公室，专门处理“共产风”，并把公社、生产队干部、社员代表、漳河水库建设指挥部干部组合在一起，成立了几个清理兑现小组，逐队、逐户进行分门别类清理、登记、造册，如拆占的房子分：草房、土瓦房、砖瓦房等；占用的土地分：水田一等、二等、三等，旱地；砍伐的树木按树干直径大小分成五个等次。

         26日，我在观峰大队（现漳河新区漳河镇新建村）开会座谈时，群众激动地说：“党有这样的好政策，我们生产的劲头就来了。”

真水无香

        27日，我同政策兑现办公室的同志一起研究拟出了处理“共产风”的政策兑现办法，包括退赔标准。当晚，我向饶民太同志作了汇报，他都赞同，并说：“你同社队干部群众商定的兑现标准，定的合理，就按这个办法办吧！抓紧给群众兑现。”很快，漳河水库涉及到的社队掀起了一个“彻底清算、坚决退赔”的政策兑现高潮。

       30日，我们在漳河水库观音寺大坝工地召开现场兑现大会。在大会现场，发现了一张写在门板上称赞“政策兑现好”的无名大字报：“把房还给了我。根连树，树连根，我心与党一条心，海枯石烂心不变，千年万代不离分。搞生产，下决心，立下功劳报党恩。”可见，群众对纠正“共产风”的坚决拥护和迫切心情。

       至此，处理漳河“共产风”、政策兑现的任务基本完成。当晚，我向饶太民同志汇报后，夜已经很深了，离开漳河回到荆门城时已是凌晨3时。

漳河水库纠正“共产风”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公社，群众得知被“共产风”刮走的钱、物都要按政策退赔，个个喜上眉梢。

会战子陵公社

       1960年10月10日，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带领省委工作检查团来到荆门，帮助开展反“共产风”、政策兑现工作。傍晚，王延春同志向县直领导干部和省委检查团的干部做报告，他说：我们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共产风”，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带有普遍性，群众说我们“搞一次运动，刮一次共产风”、“政策兑现是光放碗不放筷子”、“贯彻政策是黄瓜打锣，打一下丢一截”，这次要坚决搞到底，兑现不能唱《拾玉镯》；二是解决生产上的瞎指挥，像“门板倒”、“鸡娃顶不住”、“硬贯彻”、“一刀切”、“一夜化”的形象比喻，是群众对我们的深刻批评。

       11日上午，梅白同志向省委检查团报告，确定省委检查团的同志和县领导干部全部到子陵公社（现东宝区子陵镇）“大战共产风”，王延春同志亲自督战，县委领导都分头到各个管理区抓点。下午，省、县工作队分头向子陵公社各管理区、生产队出发。我和省农业厅副厅长赵光远到牌楼管理区新生大队（现东宝区牌楼镇新生村）驻队。

       14日上午，王延春等领导同志指示工作队：“大搞群众运动，采取领导压，群众挤，用‘三堂会审’的办法，搞好政策兑现。”

       15日早饭后，我和赵光远同志组织牌楼管理区召开政策兑现会议，县、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直各单位负责人参加。

我在会上说：“反对‘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主要是实行经济退赔，只有坚决退赔，才能取信于民，对于退赔，要严格按照省委十六条政策，坚决兑现，谁平调的谁退赔，从哪里平调的退给哪里，以前退得不彻底的，重算再退。要通过‘三堂会审’的办法，发动群众，彻底清算。”这次会议，人很多，都踊跃发表意见，反映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很多问题，大家认识到，这种会审形式是查清问题的好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此后，我分别到了牌楼管理区的新生六小队、四小队、七小队与群众座谈，讨论政策兑现的具体问题。

      21日早饭后，我从牌楼管理区七小队赶到黄集管理区（现位于东宝区牌楼镇泗水桥村）参加大队支部书记会议，布置第二天社员政策兑现大会。

      22日，黄集管理区兑现大会开得很成功，参加会议的人员很多，会上，代表们对政策兑现提出了很多意见。对已经查清的被刮走得钱物，当场现款兑现，社员们说：“党的政策真的要实现了！”第二天一早，我赶回子陵公社开碰头会，晚上十点又返回新生大队参加政策兑现会。

      到10月底，会战子陵工作结束，为全县政策兑现的全面铺开提供了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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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全面纠正“共产风”

       紧接着在全县各公社展开了政策兑现工作。我负责联系抓沈集、曾集、烟垢三个公社。由于有经验可借鉴，相比之下，这三个公社的政策兑现工作就好做得多了。

       11月1日上午，我和省工作检查团、县工作队到沈集公社麻城管理区（现掇刀区麻城镇），参加沈集公社召开的福利会，这个会同时解决政策兑现和转作风问题，会议开到第二天中午结束。我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彻底转变干部作风，反掉特殊化，不搞瞎指挥；二是纠正“共产风”要彻底兑现，县委要求各机关单位，带头作表率，要改变只算帐不兑现，只折价不退实物，只打欠条不退款的现象；三是千方百计抓好生活。

       3日，在沈集新民九小队参加劳动，与社员一起挖了一天红薯，手上冒起了几个大水泡。社员们对我说，队里杀了一头猪，群众手里攥了三年的肉票都兑现了，他们高兴得要跳起来！看得出来，大家心情很舒畅。

      5日晚，在沈集公社召开大队支部书记和社员代表会，我和省检查团都参加了会议。代表们给五中（现已撤销多年）和个别干部提了很多意见，有的说：“政策兑现，钱不钱是个小事，只要干部作风转变了，我们的生产干劲也来了。”

      9日，我专门到五中了解情况，这个学校办学有成绩，但在办学中刮了一些共产风，以勤俭办学为名，砍社员的树木、竹子，偷牛、偷工具、偷肥料，校群关系很紧张，师生关系也不正常。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决定要进一步发动学生鸣放，开展整风运动。

      16日，我和省检查团的同志开了一天会，总结沈集公社政策兑现工作，其经验教训有：（一）进队以后，大张旗鼓宣传政策，造成声势，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解决一两个问题，表明了政策兑现的决心。（二）充分依靠贫农兑现小组和兑现委员会开展工作。（三）经济兑现和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四）划清三个界限，①公私界限；②允许有贫富差别；③坚持执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有破坏行为的地富分子”的阶级路线。

      18日，沈集公社政策兑现工作结束，上午，我和在沈集的省、县工作队同志步行30里，转移到曾集公社，由于路泥泞难行，到曾集时大家已疲惫不堪。

     曾集公社的政策兑现，绝大多数管理区都很顺利，只有许岗管理区因审查不严，而按百分比向下套，走了弯路。

      30日，我专程到了许岗管理区，督促他们按政策落实。后来，这个管理区在工作队的帮助下，也较好地完成了政策兑现工作。

      在此次反“共产风”、政策兑现运动中，不折不扣地向群众退赔了实物和现款，是我们党勇于改正自身错误的一个体现。在严重灾害时期，反对“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对凝聚民心、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共度灾荒，扭转全县困难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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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整社反“五风”

       1960年12月6日，县委书记处书记王登崑同志在县委会上传达了省委三级书记会议精神，省委指出：“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中央十二条》）和省委十项措施，开展以反“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风、瞎指挥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整风整社各级领导要亲自参加，组织工作队到社、队帮助工作，分期分批进行。从一个县来说，可分三批进行，集中解决：（一）纠正“共产风”，解决平均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各项政策。（二）解决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特殊化风，彻底转变干部作风。（三）整顿党组织，教育、提高和纯洁党员队伍，建立健全核心领导。”

      10日，县委召开县、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四级书记会，王登崑传达了省委三级书记会议精神，与会人员摆出很多“五风”的表现和危害，一致认识到再不转作风，就会造成更大的人祸。

       14日，田怀德同志作报告，布置全县开展整风整社，反对“五风”的工作。

       15日，四级书记会议结束，接着留下管理区以上脱产干部继续开整风会议，主要是帮助县委整风。县委要求，这次会议以整风的精神、鸣放的办法继续总结前三年的工作。

       大家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同时，反映“五风”大部分是从上到下刮起来的，县里讲“九团圆，十合一，十三个不要钱”，结果‘共产风’越刮越大；县里光表扬说大话的人，又主观主义向下压任务，结果社、队到处是浮夸风；县里还宣传浮夸口号：肥料堆得像华山，高梁长得像电杆，一棵芝麻九斤半，三粒大米做碗饭，一边蚕豆做铺板，葫芦锯开做木船，一粒菜子当球玩，南瓜牵到峨嵋山。

       一个管理区总支书记说：前几年我们打电话汇报数据就怕上级一“啊”！我们就忙改口说“看错了”，望着房顶编个假；上边提“这化”、“那化”， 上边说大话，下边就乱化，“七一化”，“八一化”，逼得我们说“白话”。

       在鸣放的基础上，田怀德同志作报告指出：全县“五风”错误是严重的，主要责任在县委，教训深刻；现在的任务是，县委带头通过整风，反掉“五风”，转变干部作风，带领群众贯彻好党的各项政策，度过灾荒。

       22日，县委责成我在全县管理区以上干部整风大会上讲下一步工作安排，我说：“整风整社运动工作安排：除栗溪、盐池、漳河继续搞政策兑现外，下步要集中力量到沈集搞整风整社。”

       24日，唐玉金在整风会议上作了总结，会议结束，开了10天。

       沈集是全县整风整社的试点，是我联系的一个公社，也是第一批实施单位。。

        26日，由200多人组成的工作队从各处进驻沈集公社，他们有省检查团、有县委工作队，还有从各公社抽调来参加整风试点的干部。我和县直工作队上午出发，下午到沈集。根据地委的指示，沈集的整风整社工作，以分配和整顿组织为中心。

       我一到沈集，就在麒麟大队（现沙洋县沈集镇乐山村）九小队、八小队参加劳动，与社员座谈搞好分配、办好生活的办法，他们普遍要求搞好分配，摘掉“超支户”帽子。

       九小队的贫农反映，队里的生活办得不错。29日队里杀了一头猪，他们邀请我们几个干部一起过阳历年，食堂晚饭做了四个菜，有猪肉、莲藕、萝卜、大米饭。社员们喜气洋洋地说：“我们这里生产好，生活也好！”

       八小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分配做得不好，两个食堂闹分家。麒麟大队个别小队三年没有结算，没有分配，有的队是户户超支，因此有的社员说：“生产慢慢搞，工分不要了，只图落个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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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群众的意见，我在电话上向各管理区的工作组长提出要求，要开门整风，按照上级的要求，揭开盖子搞分配。在分配上做到：（一）少扣多分，一般分65%左右；（二）坚持多劳多得，按劳取酬；（三）反贪污，反浪费；（四）组织副业收入；（五）整顿会计队伍。

很快，不少生产队的整风运动搞了起来。

       1961年1月9日，在沈集公社召开前段工作总结交流会，全公社大约有一半的生产队搞得好，形成了以群众性反“五风”为中心的运动热潮。但也有的队走了弯路，就是没有很好地贯彻政策和发动群众，闭门算账搞分配，结果干部顾虑重重，群众冷冷冰冰。

       13日，唐玉金在县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省委在沔阳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试点经验和现场会精神。

       15日，我和唐玉金及其他几位书记分别到沈集公社各生产队，督促、检查、总结前段运动开展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通过排查，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精神，保证运动健康发展，善始善终。

      18日晚上，我参加了沈集管理区全体干部会，有上百人，我在会上传达了省、地委领导的指示。

      19日，我和公社领导同志采取同沈集管理区的干部、大队的支部书记进行谈心的方式，进行阶级、前途教育，他们都拥护反“五风”，并说找到了病根。一些同志主动作了检讨，知道整风是为了给干部“洗澡”，是治病救人。他们表态说，这次整风既揭发了问题、错误，又划清了是非界限，上级还为错误担担子，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干部们虽然受了批判、作了检讨，心里也服气了，原来觉得干部没当头，现在要转变作风，好好工作，听党的话，听群众的话，少犯错误。晚上开沈集管理区干部、社员座谈会，讨论了对干部贪污、挪用、多分、多占、多吃的十条处理办法。大家一致提出，要实事求是，划清界限，用减、免、退、缓四个办法来处理，既叫群众满意，又保护好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性。对后进的生产大队，要整顿领导班子。

22日，我到麻城管理区复兴大队（现掇刀区麻城镇麻城村）参加该队的贫农代表会，会上，全面鉴定队干部，群众讲得很公道，既提缺点也提优点，边提边划是非界限，干部群众的思想都得到了提高，最后选出了新的大队队委会，

24日，在沈集公社，由唐玉金主持，县委书记处几位同志讨论了沈集公社整风的扫尾工作，并确定由我拟出整风总结。

26日下午，从沈集公社陪同荆州地委书记处书记杨春亭回荆门县城，晚上写沈集整风总结到凌晨1点，实在支持不住了才睡觉。

27日，又整整写了一天总结，这实在是个难事，觉得很吃力，不过到晚上总算写出了初稿，第二天交县委书记处讨论。

28日，县委书记处讨论了总结报告，并提出了一些意见，要我下午修改。

31日下午，县委召开整风整社工作会议，梅白同志作报告，他说，这次整风整社运动是“第二次土改”，参加这个运动是“千载一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夺取丰收。全体同志都曾遇到和克服了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一直要等到早稻下来才会好一些。社员每人每月吃20斤稻谷，有些地方又没有菜，病人多，这当然是我们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要怕”。“整风的目的是，发动群众，教育干部，战胜困难，纯洁组织，搞好生活，搞好生产，鼓足干劲，夺取丰收”、“能够投入这个运动是非常光荣的，对每一个人都是锻炼、提高和考验”。

最后，他还讲了中央关于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生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晚上，与会人员讨论梅白同志的报告。一致认为，在抓政策兑现的同时，发动群众出怨气，放包袱，正确对待干部。

沈集试点结束后，全县整风整社转入了第二批，被列入的有后港、烟垢、盐池、栗溪公社和长湖管理处。时间是2月初到3月中旬。

1961年2月2日，整风整社的干部队伍分赴各地，我到烟垢公社，驻高阳大队。

5日，召开了烟垢公社大队干部以上会议，并请一部分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到会300多人。会议的目的是让干部群众一起揭发“五风”的种种表现，分析认识“五风”带来的严重危害，同时，叫下边干部出怨气，放包袱。公社书记许安良作了报告。

为了启发到会干部、贫下中农代表揭发“五风”，我又讲了一段话：比一比（比现在和57年生产生活），想一想（查“五风”根源），敢不敢（揭发“五风”），看一看（现在的政策行不行），怎么办（如何解决“五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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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我这么一讲，会场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有的管理区总支书记带头揭发“五风”，并分析“五风”在现实中的种种表现和带来的危害：（一）“共产风”的一平二调三收款，无偿调用土地，无偿调用劳力，无偿调用物资，不计报酬，社员有苦难言，很多生产队无心搞生产，农业大幅减产。（二）命令风的表现就是瞎指挥，严重脱离实际，上面有事只管打电话、要报表，基层想干的事干不了，上面要干的事干不成。（三）浮夸风直接导致的是生产高指标、高征购，伤了群众的口粮，饿了社员的肚子。刮“五风”，严重影响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严重减产，群众只有劳动，没有分配，甚至户户都是超支户，生活十分困难，干群矛盾越来越大。

      分析认识“五风”的危害性后，接着是干部出怨气、放包袱。“五风”的问题，都是上边刮的、社队干部执行的，只不过具体表现在干部作风上，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平均主义分配，什么都是按人头分，劳动工分是空的，不值钱；生产上瞎指挥，还压着群众干，报假成绩，没做的说成已做了；当然也有干部自身多吃、多占、多分、参加劳动少等特殊化问题。

       反“五风”中群众批的都是基层“五风”的直接指挥者——社队干部，但实际上他们很有怨气，因为“五风”是上面要“刮”的，或是任务重压出来的。有的同志在会上说了心里话，出了怨气。和平大队支书杨忠诚，因主张分散抗旱，被斗了多次，他有一肚子怨气，这次都说出来了，并表明态度，好好工作。在鸣放中，每个干部都很留恋1957年，说1957年是：粮食多，猪子多，还有（肉）汤淘饭，现在是粮食少，猪子少，外戴“超支帽”。

       一提起1957年，干部兴致就来了。1957年是如何来的呢？党的政策执行得好，干部作风转得好，干部政策执行得好，技术措施推广得好，经营管理搞得好。一句话，1957年是干来的，不是天赐的。能不能赶上1957年，到会同志都认识到只要有当年的干劲就一定会超过1957年，会上都作了规划，力争超越1957年。为此，大家出了很多主意，有一个小队长说：主意不用多，一是听党的话，二是听群众的话，1957年丰收就是听党的话听来的，以后不听党的话减了产。他刚落音，下边都说他讲的对。敞开言论，让干部出怨气，放包袱的鸣放方式，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情绪，也调动了大家做好工作的积极性。

      7日，我在公社整风大会上说：“揭发了‘五风’危害，查找了根源。不要忘记多数是好同志，县里负大部分责任，或负主要责任，对干部要有两点论。”基层干部听了这些话后心里感到很舒畅。

      傍晚，梅白同志来到烟垢，我把情况向他汇报后，他讲了对干部政策的十条意见：（一）一百个干部中九十几个是好干部。（二）一百个犯错误的干部中有九十多个是可以改的。（三）有些同志原来是好干部，后来不管犯了多大错误，只要认错、改错还是好同志。（四）“五风”责任，上面担大头，如果是100斤，上边担90斤，下边担10斤。（五）看干部要有两点论，既要看到缺点又要看到优点，首先看到优点。（六）全面鉴定干部，评功表模。（七）各级领导干部要关心干部生活，干部才能关心群众生活。（八）对干部布置工作首先要交代政策，交代方法，不光压数字。任何人不得随便给下边干部扣帽子。（九）干部管理：县委管大队支书、队长、会计，公社管小队长、会计、食堂主任。（十）对干部批判从严，经济处理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第二天，我把梅白谈的十条意见向基层干部群众讲了之后，人人满面春风，心花怒放。杨忠诚说：“过去我们大队7个干部都是一站二看三推，都怕当干部没有好下场，听了十条意见，觉得有干头了，上边像做老子的一样，说了公道话，只要这样，我们也要发动群众揭我们的‘五风’问题。”

整风目的除了发动群众揭发和纠正“五风错误”、教育干部转变作风外，中心任务是教育提高干部。“干部十条”让干部群众放下了思想包袱，也为对干部的鉴定工作明确了方向。

       对社队干部自身的“五风”问题，如：有的多吃、多占、多分；遇事只动口不动手，很少参加劳动；有事不同群众商量，自己说了算，群众一提意见就扣帽子，扣工分，扣口粮；甚至说，你打不倒我，县官不如现管，等等。对待这些问题，通过党员会、干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解决，对个别错误严重的，通过吸收社员代表参加的党员会或干部会揭发批判进行解决，多数干部都能积极主动检查认识错误，对个别思想不通的干部经过批评都能改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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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我在高阳大队参加了工作队干部碰头会，有人反映，有的干部说了实话就受处分，原高阳大队书记杨启常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土改的根子，依靠对象，历任农会主席、初级社主任、高级社主任、生产大队长等职，得过九次奖，被当地群众称为“得奖干部”和“红旗主任”，1958年4月被开除党籍，到现在还没有平反。我深感说实话难，立即考虑到错误处分的应当尽快平反，挽回不良影响。

       当晚会后，我就到杨启常家，同他谈心，他告诉我开除党籍的原因是1957年秋天在马良开整风会，大鸣大放，他在会上说：“前边三个人发言真好，我是说不出来的，我只有给他们买两盒烟吸”。后来整材料就成了杨启常发言说：“恨共产党，要把刀子捅进去，还要挖几挖”，就这样被开除出党。

       他说得很难过，掉下了眼泪。他开始想，党不会冤枉人的，总有一天有人来调查，可是他等很久，并没有人理会他的“政治生命”。我把梅白同志讲的干部十条讲给他听以后，他才说出了要求为他恢复党籍的心里话。

       对于杨启常的申述，我做了了解。虽然1958年4月杨启常被被开除出党，乡党委却不愿宣布，仍选杨当大队长。1958到漳河工地担任连长，工作能力再次得到体现，因为全年人畜安全、高工效、清洁卫生，无人开小差，得了四面红旗。直到1959年10月管理区总支书记李得晏才向杨通报了处分意见，杨才离职回家。像杨这样的好干部只因一句不得当的话而受到这么严厉的处分，在干部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大家认为当干部没当头，没有好下场，小队长李中科说：“听说杨主任处分了，我们胆子也不大了。”就是这次整风整社反“五风”，群众对他没提一点“五风”意见，并且赞扬他工作好、生产好、关心群众生活好，说他宁甘受批评也不浮夸，说他是一贯工作积极，不是一时一地工作积极。

       随后我把了解到的杨启常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提交给了县委。不久，县委对1958年以来在各项运动中受处分的25名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本着“严肃谨慎，区别对待”的方针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为杨启常等3人恢复了党籍和名誉。通过选举，杨仍被选为高阳大队的支部书记。

       11日晚上，我和县委工作队、烟垢公社干部100多个同志听梅白同志在广播会上讲话后，当即与许安良商定提出：目前春耕大忙季节已到，最重要的是动员干部大胆工作，组织好生产高潮，在整风中，干部要边整边改，先改后整，改了不整，春耕生产中心要十分突出，力量要十分集中，措施要十分具体。

       2月16日是正月初二，县委书记处书记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开了一天会，会议在分析农村整风整社形势后，梅白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整风多数干部有很大提高，但也有问题，放任自流，不敢领导，穿钉鞋，拄拐棍，过分小心。整风是为了教育提高干部，不是整人，要做到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胆干，生产大跃进。我们干部受了点批评，不要有打败仗的情绪，更不要灰溜溜的，要高举三面红旗，大反‘五风’”。目前的办法是：教育提高干部，放手发动群众，全面贯彻政策，调动干部、群众积极性。”

       3月中旬，烟垢公社的整风整社工作结束，同时，对工作队员在参加整风整社中的表现分组进行了总结，并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每个队员作了一次鉴定。

       随后第三批整风整社展开，我到曾集督导工作。

       3月18日，县委整风工作队从烟垢公社转移到曾集公社。

       正是阳春三月，县委决定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春季生产这个中心开展。一是从抓生产入手，总结经验，学习先进，田头整风，促进生产；要求社队干部带头参加生产，大胆指挥生产，及时检查评比，先进带后进；二是解决大多数社员要求的不要记“大概工”、“人头工”、“一拉平”的问题。三是多数社员要求干部要抓好生产，落实生产措施。有的老农说，今年中稻多，为了抢住季节，要把白田的秧抢到麦收以前插下去。

      大家都感到农忙已到，季节紧迫，一切工作都必须结合生产进行。

       24日下午，我和几个同志徒步来到雷都大队（现沙洋县曾集镇雷都村），这是曾集公社的红旗队，我们边走边看，路两旁和村周围桃红柳绿，梨花飘香，社员们都在忙着泡谷下早稻、畜水、送肥等，他们深知，春天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真水无香

       工作队集中力量抓好14个落后大队整风工作。这些落后大队，领导班子没有凝聚力、战斗力，生产长期上不去，群众着急，人心涣散。通过分析造成落后队的主要原因为：一是有的大队带头人——党支部书记没选好，有的虽然诚实，但没有能力；有的没有事业心，混一天算一天；有的作风差，不参加劳动，脱离群众。二是有的大队干部多吃、多占、多分严重，办事不公道，群众意见多。三是有的大队班子严重不团结，搞内耗。四是有个别生产队群众之间闹宗族、房头矛盾，或少数人从中造谣、破坏，加剧了社员之间、干部之间、干群之间的矛盾，涣散了人心。

      工作队集中队员100多人，加上管理区干部参与，分组进驻这14个大队，集中解决教育提高干部，选好配好领导班子问题。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发动干部群众参加整风，揭发批判“五风”，找出大队干部存在的主要问题。（二）划清“五风”责任，主要由县负责，同时公社、管理区主动承担部分责任。（三）教育提高干部，帮助干部认识错误，主动检查，自觉改正错误。（四）对个别坏人在干部群众中挑拨宗族矛盾、造谣惑众，进行揭发批判，如有的说“正月雷，黄土堆，今年是大灾大难”，“共产党的天下坐不长了”等。（五）经过征求群众意见，改选了领导班子，党员会选举了支委会，有1位支书和17名支委落选，社员选举了大队队委会，原来的干部有82%当选。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风，这14个落后大队的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思想作风都有所提高、改进，同时通过对部分干部进行调整充实，基层组织领导集体得到了加强，工作上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当然，对成绩不能估计过高，教育提高干部，转变干部作风，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全县的整风整社工作到3月底全部结束，工作队4月中旬收队回县。虽然在整风整社过程中有的地方走了弯路，也出现了一些以“左”纠“左”的做法。但从总体效果看，整风整社有效地纠正了“共产风”、克服了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干部作风有了较大的转变，进而改善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在大灾之年，增进了干部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信念、众志成城，安全度过荒年。

真水无香

                   用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

       1960年11月3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中央十二条》）。中央要求，“要把这封指示信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和全体职工听，反复解释，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中央十二条》下发后，县委多次组织学习。1960年12月11日，召开全县生产大队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简称全县四级干部会议），集中学习讨论贯彻《中央十二条》的措施，大家提了很多意见，过去总认为“一大二公”好，实际上是违反了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原则，加上平均主义思想严重和工作上的盲目性，对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生产小队为基础等没有认真执行，违反了以小队为核算单位的分配政策，甚至搞得国营、集体、个人三种所有制都混淆不分了，一平、二调、三派、四统、五献，“共产风”到处刮，刮得群众无心生产了。大家查摆出了“五风”的很多危害，认识到再不解决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县委贯彻落实《中央十二条》精神，用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在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共产风”的基础上，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

      赋予生产小队更多的自主权

      《中央十二条》指出：“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应该主要归生产队，公社和作为公社派出机关的管理区(生产大队)不要统得过死，不要乱加干涉。”这里的生产队指的是小队。《中央十二条》明确指出了大队、管理区、公社不要统得过死，致使小队没有更多的自主权，影响了小队的积极性。

       1961年3月27日，县委书记处开了一天会，讨论政策落实问题，即：小队之间的差别、社员之间的差别和粮食三定到小队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过去平均主义思想严重，不照顾社员之间、小队之间的差别，什么事都一拉平，结果先进的不积极，落后的等平调，群众消极怠工。

因此，县委明确，改变队与队分配“一拉平”的做法，采取大队对小队、去冬对夏粮、今春对全年生产实行“三包”（包面积、包工、包产）一奖制，各小队生产优劣与分配多少挂钩。

       4月1日晚，我在沈集参加生产队会计会，座谈粮食三定到小队和照顾小队之间的差别问题，大家都同意富队社员可以多得，并提出在包产上实行以下办法：（一）降低包产指标；（二）包死产量，全奖全赔；（三）以产付酬，超产部分增加分值；（四）改变粮食全部按人头分的供给制，实行“人六（基本口粮）劳四（按工分分配）”分配制，做到劳动工分既值钱又值粮。由于过去工分不值钱、不值粮，社员形象地说：出门无方向（不知道干啥），进门无主张（没钱，没米），坐得吃（供给制），睡得想（1957年好），没有吃的找队长。

扩大农民自营地

       1960年底，县委及时落实《中央十二条》中指出的“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入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的精神，在全县范围内，扩大农民自营地，每户分配自留地3—5分、度荒地3—5分、饲料地3—5分，合起来有一亩多。号召并帮助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如养猪、养鸡、养兔、搞编织等，让群众能放开手脚自找门路，以补充食物。

       1961年5月2日，我和沈集公社副书记刘士春等同志到麻城公社中山大队（现掇刀区麻城镇中山村）三队调研，这是一个红旗队，副业生产搞的有声有色，全队25户已养猪31头，户户都养了兔子，收入很可观。社员有了自营地，又允许发展家庭副业，他们便在自营地里、家庭副业上下功夫，总是起早摸黑，烈日雨天不停地干。农民高兴地说：“1957年的政策又回来了。”

真水无香

                           缩小公社规模

      1961年4月28日，全县生产大队支部书记以上会议上，按照《中央十二条》和省、地委要求，经过大会讨论，县委决定调整全县公社规模，具体是：撤销原13个公社（含1960年4月组建的漳河公社），恢复12个区建制，区成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负责上传下达，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将原公社下设的管理区改为人民公社（也是乡一级行政政权组织），全县共有64个，公社管委会就是乡人民委员会，行使乡人民委员会的职权，同时行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经营职权，直接指挥各生产大队的生产经营。公社社长就是乡长，这次变更，缩小了公社规模，从体制上对“共产风”、瞎指挥风起到了遏制作用。这一体制一直沿用到1983年公社体制结束。

     抓分配促生产

     每年到夏收、秋收季节，生产大队就开始搞分配，一般夏季是预分，秋季才是全年实分。几年来吃大锅饭的分配形式，打击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但如何解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都没有一个好的办法。1961年上半年，旱灾在持续发展，食堂停办后，群众格外关心分配问题，很多群众认为食堂取消了，分配应该有新的变化。县委也要求在6月底以前集中力量抓好夏收分配，县领导和工作队到农村，按照《中央十二条》、《农业六十条》、《省委十项措施》要求，做好指导帮助。这一段时间，我每到一个生产队，都与干部群众讨论夏收分配问题。

       1961年5月22日，我和工作队朱远福等同志到沈集公社的公益大队（现沙洋县沈集镇公平村）搞夏收分配试点，这个大队实行的是基本劳动日和基本口粮相挂钩，按“人六劳四”分配的办法，具体是：发动群众，核实产量，清理工分，多劳多得，而且还评定好坏典型，以提高群众觉悟。社员很高兴。

       6月19日，我同华清、朱远福等同志到车坪公社（现位于沙洋县十里铺镇）参加大队干部会议，我提出，分配要做到：核实产量、清理收入、清好工分、分好粮食。从全县夏收分配情况来看，虽然大家很努力去抓，但进度还是很慢。

       到6月26日，全县607个生产大队，夏收分配搞得好的只有121个，仅占20%，主要原因是一部分人认为夏季是预分，又没有“油水”，“清算不如糊涂了”，还有就是分配方案搞得太复杂，干部说不清，群众弄不懂，会计算不好。

       到了9月份，秋收分配是全年分配，我和工作队同志到五里区金陵生产大队（现沙洋县五里铺镇杨集村）抓试点，这个队是五里区的先进队。在生产队长会上，讨论秋收分配时，到会的人都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单位进行分配，解决贫富队之间、农副业之间、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矛盾。大队继续提留一部分公积金、公益金和行管费。另外，大队继续经营少量生产队所不能经营的副业，作为公共积累。我认为这个办法适合灾年的情况，今后实行这种办法，也可能会多增产。参会人员很高兴。

       9月23日下午，我向荆州地委书记处书记杨春亭汇报秋收分配工作，我说：“目前大队分配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一）生产和分配；（二）农业和副业；（三）穷队和富队；（四）人、劳、田的多少。由于存在这些矛盾，年年三包，三包包不准；季季估产，产量估不实；年年搞分配，分配不合理；年年早知道，结果不知道。这也是群众要求实行小队核算的根本原因。从金陵大队的试点看，干群都同意以小队为单位进行核算分配，大队只提取公益金、行管费等。实行小队核算分配，能照顾到各队的实际情况，有利于解决分配的矛盾，更有利于生产，也适合目前干群的觉悟和管理水平。”

       我还汇报了子陵区试行小队分配的情况，这个区小队分配虽然只试行了几个月，但已显示了这种办法是适合当前生产力和符合社员意愿的，对恢复生产来说十分有利。其实，当时在耕牛、农具、粮食三定、副业生产等下放到小队以后，大队核算已经空了。

       9月24日，是农历的中秋节，下午杨春亭同志要我和农工部同志一起向他汇报工作，并研究分配问题，我再次建议推广以生产小队为单位搞分配的办法。杨春亭同志说，一个区可以搞一个试点。当时地委对这种分配形式把关很严，只能从试点开始。

       通过以上措施，以及以下还要提到的停办农村集体食堂、“罗窑经验”，县委积极贯彻落实了《中央十二条》的有关政策，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对生产管理、安全度荒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