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富林先生《我在荆门与群众共度荒年》（令人读之流泪）

真水无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荆门之殇

                                  李勋明

     说实话，我读了一辈子书，从没有为书中的故事流泪，而赵富林先生的《我在荆门与群众共度荒年》让我数度流泪，当然，这流泪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总感觉心里堵的慌！全民上漳河，大办钢铁，吃野菜，啃树皮，文革，人民公社……，我儿童时目睹过，年青时经历过，对那次天灾人祸深有感触。

   《我在荆门与群众共度荒年》，记录了荆门不可或缺的一段真实历史。赵富林先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既客观真实的叙述述了荆门三年自然灾害的实际情况，也巧妙的回避了一些不宜公开话题，他不愧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记事拿捏有度。

   《我在荆门与群众共度荒年》，值得党政干部们认真一读，从中受警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实践证明，一个好官确实能给一个地方带来福祉，一个不成熟的昏官往往会给一个地方带来灾难。

《我在荆门与群众共度荒年》，也值得我们平民一读，它可以让我们了解本土历史，认识前辈们生存的艰辛，珍惜和平，感恩社会，只有国兴，人民则幸。

    记得小时候经常听叔叔谈县委书记梅白有水平，讲话有风趣，有时讲着讲着钻到桌子下面去了。所以，“梅白”这个名字从小在我心中就留下了深刻印象。赵富林先生的《我在荆门与群众共度荒年》一书让我进一步认识了梅才子，也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古代 “文谏死，武战死”的仕大夫风骨。

    1960年荆门发生饿死人事件， 省委于5月初派省委副秘书长兼武大教授的梅白到荆门任县委书记，并从省里和襄樊、荆州、黄岗等地调来大批干部进驻荆门。由于梅白当省委副秘书长曾经和毛泽东有过一些接触，毛很欣赏梅白的才华，所以梅白到荆门任县委书记时，毛泽东要他到荆门上任后第一要读荆门州志，毛泽东对梅白说：“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县志”。

   梅白来荆门，是荆门历史上少有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荆门全县在1959年10月—1960年2月的四个月中，仅沈集公社就死亡1182人，病人9086人，饿死66人，投河上吊自杀30多人。仅新民大队（现沙洋县沈集镇乐山村）就死亡98人，占该大队总人口的7.5%，新民大队6小队死亡22人，占该小队总人口的22%。沈集公社书记周秀卿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于5月10日投河自杀不幸离世。梅白带领当时的县委一班人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千方百计抗旱救灾，并数次向省委痛陈荆门饥荒实情，调拨几千万斤粮食返销荆门，使荆门数十万人民的饥荒得到缓解。

     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曾向梅白透露，毛主席很看重他的才干，了解过他诸多情况，有调至其身边工作的可能。适值春荒时节，荆门农村饿孚遍野。梅白坚持留在荆门，又针对荆门农村实际情况，向省委和中央建议：分田到户。这期间，全国有两个成功的农村试点，一个是王光美的“桃园试点”，一个就是梅白的“荆门试点”，即“罗窑经验”（今子陵镇万家坪村）。梅白深知这一问题的敏感性，改名为：“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采取包面积、包工、包产。这一举措有力调动了群众抗灾自救的积极性。然而，在当时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运动正搞的如火如荼之时，“罗窑经验”无异于洪水猛兽，触碰了当时的政治红线。“罗窑经验”随即叫停，梅白立即被开除党籍，解除公职，送浠水县劳动改造。梅白从此便身陷囹圄。1968年，梅白又以“黑笔杆子”的罪名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长达八年。终于于1976年出狱，此时梅白虽然才54岁，已半身不遂，疾病缠身！十多年的人生最美好时光，怎么可能全部补回呢！

    荆门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为民请命饱受磨难的老县委书记，荆门县委向湖北省委建议，尽快为梅白落实政策。坐在轮椅上的梅白，这个刚强的战士，闻听此讯，老泪纵横。

    梅白先生从少年时起就投身革命运动，打过游击，参加过新五师。白色统治时期，17岁的梅白就当上了区委书记，并有幸接触到毛泽东，可谓是少年得志。他聪明过人，才华横溢，一生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晚年在仍发挥余热哺育了不少文学新人。据说他曾经想学罗贯中写一部类式《三国演义》的不朽之作，然而病魔缠身，宏愿至死未了。今天，我们从他晚年自撰的一幅楹联中可以看出其博大心志：

    等闲八载囹圄，遮莫四年流放，掸掉劫灰，残病犹堪绝大漠

    讵憎六旬坎坷，庸慊九死惊魂，重燃蜡炬，能源尚可铸长篇

    梅白先生以上这首楹联既概括了他人生的坎坷磨难，又抒发了他晚年的誓言。可惜“重燃蜡炬，能源尚可铸长篇”的壮志未酬，也许这部巨著随着他离世带进了坟墓。

    梅白先生为荆门灾荒；错失了可能给毛泽东当秘书的机会。梅白敢于办实事、讲真话；在今天看来虽然是对的，但违背了当时的政策路线，使他的政治生涯从荆门走向终点，我们为之惋惜！

荆门人应该永远记住梅白这位好书记！也要铭记赵富林等一批老干部为抗灾所作的贡献。

但愿这样的天灾人祸不再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重演！

真水无香

                 （前言）         

            我家精打细算过日子

                  赵富林

我的一家，随同我们夫妇俩一起到荆门的有岳母和三个孩子，后来我的父母亲也从光化来到荆门，全家8口人，这在县领导干部中算是家大口阔的了。当时，只有我们夫妻俩有工作，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200元，全家人均25元，精打细算，刚刚够吃饭，过得去。但在荒年想在市场买点什么吃的，改善一下生活那就无力了。如果再给老人、小孩治病，花钱稍多一点，就更拮据了。基于以上原因，所以多年来我不喝酒，不吸烟，不买好衣服，除了吃饭，从不乱花钱，这样精打细算，日子还是紧紧巴巴。

到荆门不久，岳母得了浮肿病。父亲发了两次心脏病，有一次在正月初三，已经快喘不过气来了，随时有窒息的危险，他老人家硬是坚持不到医院就医，不得已急忙从医院请来医生，打急救针，总算把命保住了。

1960年11月我在曾集驻队，帮助社队抓生产生活安排和纠正“共产风”，天天在生产小队食堂吃饭。我们工作队员是按数付粮钱。我安排早餐三两、中餐三两、晚餐二两，当月23斤指标，还超支1斤，也就是说这个月还差1斤粮没着落，当初也没细想。

在生产队驻队，晚上经常要开会，工作量大，怕顶不住，晚饭就多打一两或二两，不知不觉过了20多天，一数差了3天的粮票没着落。我心里急了，问公社书记任恩远怎么办？他听了猛一惊，也想不出好的办法，后来他拍着脑袋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家的粮票够吃，市场上有卖野荸荠豆腐的，一元钱一斤，买回来，加菜煮点稀饭吃，你就在我家吃吧！”我说：“也只有这样了。”赶紧从口袋掏出10元钱给他。他推着不要，我说这怎么行？最后还是给了他。

我到恩远家，一眼看出他的妻子罗绍莲大不一样，有点惊讶地说：“你比以前瘦多了”。她苦笑了一下答：“可不是嘛，不瞒赵书记，我体重降了12斤”。就这样，在任恩远家吃了三天饭。

我想家里仅靠有限的供应粮指标，全家很难度过荒年。也巧，我到政府大院开会，看到小河旁边有一片荒地，零零星星，干部职工一小块一小块的已种上了蔬菜。我也在近水边选了一块地，我们夫妇俩一合计立即动手开挖平整，买来种子，种上了萝卜、白菜、黄瓜、南瓜等。

我们又在梅白同志房子后面不足两公尺宽的小夹道里插上了红薯。有人说，那里见不到太阳结不了红薯，我说结不了红薯吃红薯叶也行。

我多在农村工作，没时间回来侍弄，浇水、除草都是忠玉去做。那时她正是孕期，可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托着笨重的身体几乎天天劳动一两个小时。不过我只要在县城，就利用休息时间，我俩一起中午顶着太阳、晚上乘着月亮在菜地劳动。

就这样，到1961年夏、秋，我家的蔬菜够吃了，这年还是春旱连着夏旱，但种的菜多，一半粮一半菜，全家总算顶了过去。

1961年8月我到五里区看生产时，水稻、旱粮都干枯了，但芝麻长得很好，得益于听取老农过去抗旱度荒的经验，在没插上水稻的田里大都种上了芝麻，现已结结荚成熟，正是打芝麻叶的时候。

我在枣阳、光化工作时，那里与河南唐河、邓县等地相连，这些地方群众习惯把芝麻叶当成好菜。我在农村与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时学会了摘、煮、挫、晒、吃的方法，现在用上了。我和华青、朱远福等工作组的同志以及五里的同志一起，顶着骄阳似火的烈日，打了一天芝麻叶，在一个小学里（已放假）煮、挫、晒之后，掺在面或饭里煮着吃，大家都说好吃。芝麻叶带油性，还有清香味。我们省了不少粮票。

同时，我们在五里分头向群众宣传示范制作芝麻叶的程序，在群众中推广。当时正在找代食品度荒，人人积极行动，在一些社队中成了上等代食品。我回家时带了半麻袋干芝麻叶，家里人喜出望外，也补充了我们的代食品。

就这样精打细算，加上三个孩子都还小、三个老人饭量都不大，一家人勉强可以吃饱饭，再没有患浮肿病了。

真水无香

                                           《我在荆门与群众共度荒年》序
                                                            赵富林
      荆门市政协知道我的《我在荆门与群众共度荒年》定稿后，特派刘锡海同志来到南宁与我商谈出版事宜，我欣然同意。
刘锡海同志的到来，正值南宁春光明媚，风和日丽。这使我想起了1960年9月—1961年9月在荆门那段特殊的岁月，时间不长，记忆犹新。一见面，我就忍不住回顾了我在荆门工作的前前后后，一幕幕、一件件，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我在2011年5月18日完成《我在荆门与群众共度荒年》初稿后，首先想到的是请唐玉金同志提出修改意见。那时我们同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后来他任荆门县委书记。他对当时的情况最了解，也最有发言权。
玉金同志很负责，他比我大好几岁，不顾年老体迈，很快在7月18日就提出了修改意见。除了修正错误外，他在信中建议：“尽量做到精炼，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我对老战友直言不讳的诚恳意见深表感谢。
2012年9月我再次整理，完成了第二稿。随后一段时间，我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无暇顾及回忆录事宜。
2013年我的身体状况好转后，又把精力集中到回忆录上来。为了慎重起见，2013年11月，委托崔生田同志到荆门与当时的见证人刘声玉、方明、许茂斌等同志座谈。朱同炳、刘道海同志虽然当时在荆州不在荆门工作，也参加了座谈会。他们回忆补充并提出了很好意见。荆门市政协还协助崔生田同志到荆门市档案馆查阅了有关资料，尽量减少因时间久远而产生的记忆错误。在补充完善修正的基础上于12月18日最终定稿。
我留刘锡海同志在家共进晚餐，席间我们还在议论回忆文稿事宜，他说我的回忆录弥足珍贵。我说：“珍贵谈不上，只是给荆门留下点史料罢了”。
我1960年9月1日到荆门，1961年9月30日调离荆门，至今已50多个年头。虽然时间久远，可一谈到在荆门工作的380多天，恍如昨日，那些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县、区、公社、大队、小队的同志们，他们面对严重干旱，不畏困难，依靠群众因地制宜战胜灾害的意志；关心群众疾苦，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一心为民的精神，至今使我不能忘怀。正是有这些好同志，荆门才能在一年的时间里战胜灾害，度过难关。
回忆难忘的岁月，有一种责任和义务，也是一种心愿，想把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留下来，不是以今非古，而是鉴往而知今，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后人能以那段历史有所启示，那我就很欣慰了。
我要说明的是，我在回忆录里所反映的荆门，不是现在的荆门市。1960 -1961年，荆门还是一个县的行政体制，这期间荆门县行政区划调整较频繁。一是沙洋设市、撤市。1960年3月，沙洋镇与沙洋农场合并成立沙洋市，沙洋市隶属荆州管辖。1961年6月，沙洋又撤市复镇。二是创建农场。1960年创建了十里铺农场、罗汉山农场及长湖管理处。这三个单位都属于区一级的行政体制。三是恢复12个区的建制。1961年5月，在原12个公社基础上，恢复区的建制，原管理区改为公社。我在荆门工作时，其基本格局是辖城关、沙洋（设市期间除外）2个镇，栗溪、盐池、子陵、烟墩、团林、五里、拾廻桥、后港、李市（沙洋设市时属荆州）、曾集、沈集、烟垢12个区及十里铺农场、罗汉山农场、长湖管理处(61年直属荆州地区)3个区级单位。全县国土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53-54万人口。县城很小，只有一条主要街道，城关不足1万人。
在与刘锡海同志的谈话中，我不由得问起荆门现在的情况。他告诉我，荆门建市以来发展很快，目前全市有300多万人口，城区建成面积56平方公里，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59.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2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615元。听到这些，我很高兴。昔日荆门是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小县城，在那个灾荒年代，人们连饭都吃不饱，如今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们当年难以想象的事，作为曾在荆门，与荆门干部群众同甘共苦，共度荒年的老同志，感到十分欣慰。
说实话，当年得知组织上要将我调离荆门时，我及时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想离开荆门有两个原因：一是与县里及下面的同志们在困难和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点舍不得；二是我说过要与荆门人民一道同甘苦共患难，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荆门，心里觉得愧疚，总觉得欠荆门人民一份情意。这些年来，我不断回忆、认真思考这段岁月，力求把这一年多在荆门发生的事情全面真实反映出来，它代表了我对荆门人民的一份深情厚意，一份真挚的祝福。
祝愿荆门人民生活富裕幸福安康！
祝愿荆门明天更加美好。
                       2014年3月29日于南宁

真水无香

                  紧急调令的真情  

       1960年9月1日傍晚，我们一家六口人急急忙忙赶到了荆门县委院里，办公、宿舍都在院内。我们一到，先把东西搬到房内，随后办公室主任杨运宝领我们到食堂吃饭，真的有点饿了，全家和送我的司机都饱餐了一顿。吃饭时杨运宝就告知，晚上七点半县委书记处开办公会。我虽然匆匆忙忙，但仍然迟到了。日前，从省里来的梅白、吕乃强、王登崑、夏帮新、潘康年，还有从黄岗地区来的唐玉金、胡汉民、梅勇生等同志已先后到荆门投入工作了。吃完饭一看表，晚上开会时间到了。

        我急忙赶到书记会议室，一进门就说：“我迟到了。”大家都说：“欢迎！欢迎！”梅白同志说：“明天的会你还是赶上了。”

     我坐下环视了一周，啊！这么多书记呀！县委第一书记梅白一一作了介绍。梅白、田怀德、唐玉金、鲍溥汉、吕乃强、王登崑、王兰樵、尹朝贵、李顺秀、高兴华，还有我，在场的共有11人，加上后来12月从国家煤炭部调来的闫大新，书记处书记达到12人。一个县设有这么多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是少有的，我从来没有遇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先后工作过的老河口市、枣阳县、光化县等县(市)委常委也没有这么多呀！这个阵容够庞大的了，真可谓大战荆门灾荒了。

     书记办公会主要是讨论第二天全县管理区以上干部会议的内容、以及梅白的报告，一直开到晚上11点才结束。

     第二天（9月2日），在全县管理区以上干部（三级干部）大会上，梅白作了报告，与会人员分组讨论了两个问题：安排好群众生活，安全度荒年；抗旱秋播，确保第二年夏粮大增产。县委对近期工作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看清形势，树立信心；二是灾中求变，先变思想；三是敢说敢干，干字当先；四是大抓蔬菜，共度两关。两关一指“粮食关”，缺粮怎么办？降低口粮指标，大抓蔬菜，搞好瓜菜代，保证不饿死人，不外出逃荒，不出现大批病人（指营养性疾病），这是当务之急；二是“秋播关”，确保秋播面积达到130万亩，因为粮食短缺，劳动力元气大伤，提出劳逸结合，活路巧安排。总之一句话，全党抓生活，促进大生产。

       大会期间，召开了书记办公会，书记处进行了工作分工。根据梅白同志提议，田怀德协助梅白分管全面工作；唐玉金分管农业生产，联系拾廻桥、后港公社工作；我分管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联系沈集、曾集、烟垢公社工作；县长鲍溥汉分管政府工作……，大家都表示同意。

      9月4日下午，三级干部大会结束后，我就立即同沈集公社（现沙洋县沈集镇，下同）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起来到了沈集，这个公社当年（1960年）春天发生了较大影响的饿死人事件。

       我来荆门之前，只听说这里灾荒大，到底有多大，到了之后才知道它的严重性。

      县委1960年5月12日向地委报告：在1959年10月—1960年2月间沈集公社总人口38000人中，死亡1182人，病人9086人。死亡人中饿死66人，投河上吊自杀及被整死的30多人。仅新民大队（现沙洋县沈集镇乐山村）就死亡98人，占该大队总人口的7.5%，新民大队6小队死亡22人，占该小队总人口的22%。沈集全公社有46个大队，13个余粮大队卖余粮70万斤，8个足粮大队，25个缺粮大队，缺粮110万斤。1959年粮食实际产量2600万斤，向县委报4100万斤。1月12日拨粮70万斤，但未用到缺粮队，公社研究分配粮食时，而是用到了工矿企业、开荒专班、公社集体单位。          1月16日，县委突然接到反映，43个小队没米下锅了，这才暴露饿死人事件。

        2013年11月，我再次整理这篇回忆录时，为了慎重起见，专门派人与当时的见证人刘声玉、方明、许茂斌等同志座谈，了解当时的情况，反映真实的历史。

时任盐池公社书记（现属东宝区石桥驿镇）的方明同志回忆：县里开公社书记碰头会，主要议题就是督促征购粮食，在极左路线、高压政策下，都不敢说实情，务实一点的采取拖和瞒的对策。沈集公社书记周秀卿工作积极，只想把工作做在前面。难道县委一点就没发现问题吗？实际上县委也意识到了征购任务过大。在一次会议上后，县长鲍溥汉专门留下公社书记们来开个小会，他叫公社书记们回去做好工作（指动员卖粮），并问到底能不能完成任务（指卖粮任务）？有什么困难没有？实际上给公社书记们台阶下，其他公社书记都说回去尽量做好工作，只有周秀卿说没什么问题，没勇气承认完不成，这也是导致严重后果的原因之一。

      方明同志又回忆道：“我于1960年5月30日离开盐池公社，6月初到后港公社（现沙洋县后港镇）任书记，20多天还不到一个月我就得了浮肿病、伤寒，不能坚持工作，被送到荆州地区医院住院治疗，到9月才出院。我虽然是公社书记，但也得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吃树叶、树皮、野山果子、芝麻饼（指芝麻榨过油后形似饼子的残渣废料），人瘦得已经走了形。看了赵书记的回忆录（指征求意见稿）中唐玉金等同志得了浮肿病的情况，的确如此。”

       沈集饿死人事件，上级领导在震惊之余，迅速做出反应，除立即拨粮救灾抢救病人外，还严加追责。周秀卿同志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于5月10日开会期间投河自杀不幸离世。管理区（乡）党委书记中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判处有期徒刑。

      上级部门还判断，荆门干部作风出了大问题，派来了一大批干部，仅1960年12月煤炭部就来了六七十人。从1960年4月至10月，时任县委第一书记和书记处四个书记先后被免职或调整工作。全县12个公社书记中，有10人被撤换或降级，市直部办委局主要负责人也几乎换光。公社、管理区干部见此局面，思想紧张，惶惶不安，人人自危。沈集事件，可谓影响之大，教训深刻，发人深思。同时我想，上级调这么多县委书记处书记、公社书记及其他干部来荆门解决灾荒问题，真是有难言之隐，可谓用心良苦呀!

那几天，我一边在沈集召开公社、管理区干部座谈会，一边找同志们个别交谈，随后到前锋（现沙洋县沈集镇前锋村）、新民、民主（现沙洋县曾集镇民主村）三个大队，同大队、小队干部、党员、三种人（贫农、下中农、中农）进行集体座谈或个别交谈。每天利用在农村食堂进餐和田间劳动的间隙，访问请教农民。所到之处，他们都讲得非常实在、公道、理智，使我从中受到启示，受益匪浅。

       在荆门开三级干部会议时，田怀德、杨运宝等同志向我介绍了荆门的一些情况，我自己还粗阅了荆门近期的文件和《县志》里有关疆域、沿革、水旱灾等部分内容。在此基础上，我反复思考全省全国都有灾，荆门的灾情为什么这么严重？“五风”处处有，荆门为什么出了“沈集饿死人事件”？我分析有以下三个原因。

      原因一，到1960年秋，这里已连续干旱两年了，是全省的重灾县之一。荆门地处荆山山脉，荆州—-襄阳古驿道要冲，是荆州北方之门户，故称荆门。全县多属丘陵岗地，北部和西部有山区和浅山区，东部沿汉江，有少数平原湖区，南部岗地临长湖。全县人口54万，耕地160万亩，荒地240万亩，有山有水，物产丰富。正常年景，是湖北有名的产粮区和卖余粮大县。但这里十分怕旱，因为传统种植大多是春播夏插一季中稻，少数油（菜）稻连作、肥（兰花草）稻连作，没有旱粮，如高粱、玉米、豆类、红薯等，更没有越冬作物小麦、豆类，只有一季秋收的中稻。而全县400万亩土地无一大型水利设施，江、河、湖水也无法被抽到岗（地）到田。水源全靠大大小小的塘、堰蓄水供给，正常降雨则丰收，小旱可应付，旱一年就无法抗拒。可是从1959年一直少雨，严重干旱已经两年了。塘干堰枯，小河断流，很多地方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当然更无水灌溉了。丘陵岗地，草黄禾枯，田野荒芜。绝大多数社、队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只有位于北部山区旱粮地和沿汉江少数平原湖田的农民产粮够吃或够吃有余。

原因二，“五风”严重。“一平二调”、“共产风”把人心刮散了。特别是浮夸风，生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加上1958年调集劳力大办钢铁，农村劳力紧张，秋收时没有做到细收细打，有些粮食没有收回来。1958年较普遍地征购了过头粮，1959年仍有部分社、队被征购了过头粮。

      原因三，地区两种“大办”都在荆门境内开展，致使这里的人民雪上加霜。在大灾之年，应该休生养息，爱惜民力，然而却要大干快上，更加重了灾情的发展。荆州地区大部是平原，而荆门境内有山，有木炭、有铁矿石，所以荆州地区大办“钢铁”主要集中在荆门。漳河水利工程是国家的重点工程，大办“漳河”也主要集中在荆门境内（漳河水利工程应该办，但在大灾之年应稍缓）。这两种“大办”，荆门不仅要出劳力，而且无形中也加重了荆门的粮食负担。

      以上原因造成全县绝大多数群众缺粮少油、饥荒严重，到处出现浮肿病，处于无力自救的艰辛度日之中。

总之，荆门沈集饿死人事件是严重干旱、严重“五风”以及各种“大办”造成的，既有天灾，又有人祸，孰轻孰重，这要因地因事而论。但因“五风”而引起的人祸主要来源于指导思想、具体政策上的错误。沈集事件的发生，一股脑儿说成是县和县以下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错误造成的，这不是实事求是，显然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我长期在县级领导岗位工作，经历了这些运动和三年困难时期，对此深有体会。

      至此我更加感同身受地理解了来荆门县时，襄阳地委第一书记焦德秀、书记处书记董华生同我们从襄阳地区调往荆门的五位同志的谈话：“荆门是全省旱灾严重的县之一，还发生了沈集饿死人事件，省委决定调一部分干部到荆门工作，我们襄阳地区调你们五位同志去，你们去了以后，要在地、县领导下好好工作。要深入群众，多听群众意见，多想办法，广开门路，带领群众抗灾，同群众一起共度灾荒。你们几位都是在农村、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同志，有这方面的经验，相信你们能干好，我们等你们的好消息。”

       沈集事件发生后，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抗灾救荒，但人民群众仍处在饥荒之中。我来的时候，虽然已是秋收季节，但灾情仍未解除。如何生产自救，如何安全度荒，是摆在全县干部群众面前不可逾越的严峻现实。

真水无香

                县委带头反特殊化转作风

     1960年10月24日，梅白同志从省开会回来后，召开紧急会议。我接到通知，从子陵公社新生大队点上（县委的点，梅白要我和他一起驻这个点，现东宝区牌楼镇新生村）背上自带的背包步行回到了县城。下午开书记办公会，汇报生活安排和秋播情况，晚上梅白传达了上级关于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保证安全度荒的精神。

10月25日，书记办公会又开了一天，会上议到了干部作风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不相信群众，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愈演愈烈。晚上，书记处同志参加党群机关干部大会，会上揭发了很多特殊化现象，以及工作上会议多、文件多、报表多、电话多的惊人事实。这个会，大家深受警示。

10月26日，白天和晚上继续开书记办公会，主要是通过敞开思想谈心的方式，研究在旱灾发展越来越严重，安全度荒困难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县委如何带领全县人民群众度过灾荒？梅白同志首先提出，县委带头，反掉特殊化，彻底转作风，与群众同甘苦，共度困难关。他说：“只有依靠群众，这一关才能过得去。”这个提议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都说：“好！好！就得这么做。”

大家认真地进行了思考，究竟县委领导的特殊化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你一言我一语，抢着发言，讨论得很热烈，通过自查找原因，最后议定了改进意见：

（一）（书记处书记）由新房搬到旧房，一人两间改为一间。

（二）取消中灶，县委领导到机关大食堂同干部职工一样排队买饭吃。

（三）一律不得从“后门”买东西。

（四）按规定每人口粮标准23斤，不得以任何方式多吃多占。

（五）下乡背背包（自带被子），参加劳动，在队社食堂吃饭，按自己消费量付给粮票和钱。

（六）坚持互相谈心，要敢于讲实际情况，坚持真理。

（七）交知心朋友，工作扎下根，这是领导干部的基本作风。

（八）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特殊化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只有把它打掉，才能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

以上几条，有些是县委领导干部中并不存在的，但带有普遍现象。有的同志说，这几条对全县各级领导都管用，写上好。

梅白同志自己提出，一退掉自用的汽车。大家说，这是省委批准你带来的汽车，不是自己的特殊化，不需退，但梅白自己坚持要退。二改掉吸盒装纸烟，说从明天开始吸草烟。大家说，纸烟是你自己用钱买的，不属于特殊化，可以不改。他说，你们看，这种好烟大中华牌群众能买到吗？这一问，把大家问哑了，只好由他自定。

10月29日，县委召开公社、管理区党委书记会议（简称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议）。议题：一是干部转变作风；二是纠正“共产风”，政策兑现；三是冬季生活安排。

梅白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政策决定一切，而决定政策的是干部思想作风，转变作风需要革命，不要说空话，不要当队长主义，彻底革掉‘三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化风）、‘五气’（官气、骄气、阔气、暮气、娇气），打倒一切个人主义……我向大家表态，一是退掉自己的专车；二是改掉吸纸烟，从今天开始吸草烟；三是到机关食堂买饭吃；四是下乡背背包，自带被子；五是不开‘后门’买任何东西。只有这样，死了见马克思也理直气壮。”

分组讨论发言很热烈，很多同志都回忆过去，比现在。与1957年以前比，揭露出以下现象：（一）我们的思想作风变了，过去能与群众搞“三同”，现在地位高了，吃的穿的用的都比群众高一等，“同”不惯了，转个圈回到机关吃住。（二）过去常常参加生产，现在是看生产、指挥生产，甚至瞎指挥。（三）过去干部到村到户找群众问这问那，现在是群众有事到机关找干部。（四）以往跑下去同下级同群众商量工作，现在是有事就打电话、下命令。

真水无香

很多同志发言说，干部思想作风变了，同群众的关系也变远了，变“冷”了。过去干部一到群众家门口，三五岁小孩就赶快跑到屋里喊大人：“工作同志来啦”，现在小孩见了干部就四处躲；过去群众见了干部喊同志，说：“同志，你辛苦啊。”现在见了干部都喊“书记”、“主任”、“部长”、“局长”，甚至带着怨气说：“你们当干部的还不好？！”过去群众争着接干部“到我们村去住！”、“到我家吃饭去！”现在向外推。群众觉得干部多了“主义多”、“命令多”、“大干多”，“产量高”了没吃的，“收入高”了没钱花。还有，过去群众主动给干部通风报信，说知心话，现在他们有话不愿讲，不敢说，一问三不知，躲着干部走。

经过这样回忆对比，大家都表示，干部的思想作风再不转变，我们就与群众脱离光了，转思想作风看来是要来一次“革命”，革自己的命。很多同志还表示，县委带了头，有了榜样，我们一定照着做，保证不搞特殊化。作风上做到与群众“三同”，大灾面前与群众同甘共苦，一起过苦日子。工作上与群众一起奋战灾荒，实现安全度过荒年。

会议期间有人反映，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都是从电话广播上刮过来的。梅白同志提议拆掉管理区及以下电话广播，多数同志赞同，我表示反对，认为拆掉电话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建议起码保留管理区的。然而随着一声令下，电话广播线被社员们闻讯割断，电线杆被拔走拿回家了。辛辛苦苦搭建的电话线和到村到户的广播线就这样被拆除。

县委除强调反特殊化的同时，着重落实转变县委工作作风，主要是县委领导定时与公社书记谈心，并倡导各级领导班子和上下之间互相谈心交心，提倡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在谈心会上，什么话都可以说，坚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记本子，以诚相待，将心比心，相互支持，团结奋斗。

在一次县委同各公社书记谈心会上，有的说：“在反‘五风’中，群众鸣放，批判‘五风’中的错误，很多具体事都是点名道姓批社、队干部，我们也多次向群众检讨，进行政策兑现，改正错误，其实我们心里也有怨气，按照上级指示卖力干工作，把事办了，到头来还受批判，有冤气到哪里说呀！能说得清楚吗？”有的说：“去冬县委要求开荒面积太大，粮食计划指标也太高，我们自然有压力。”

1961年4月23日，梅白代表县委作了检讨，并鼓励大家要敢讲真话，敢讲问题。要求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搞好团结，特别是外来的同志要注意团结本地干部。区委书记、公社书记说了心里话，吐了怨气，心里舒畅了，回去层层开展谈心活动。生产队的干部也有冤气和怨气，说出来心里也舒畅了。

这样层层开展谈心交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级干部放下了思想包袱，调动了工作积极性。有的同志说：“过去讲了真话，干部怕处分，群众怕辩论，干工作怕出错，穿钉鞋，拄拐棍，事事小心，现在可以敞开思想说，迈开步子干。”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领导班子和上下之间的信任、谅解和相互支持，团结工作，这是在困难条件下组织好春耕生产高潮的重要条件。

自此，我们县、区、社各级领导带头反特殊化，转变作风，求真务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群众一样吃菜饭，吃代食品，一样劳动，也是雨天一身水，晴天一身泥，不搞特殊化。这些，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日子过得苦一些也无怨言。

时间到了1961年6月21日，我们在拾廻桥区王桥大队（现沙洋县拾廻桥镇王桥村）同群众一起在旱地锄草，收工后，到社员家吃早饭。这一家劳力少，生活比较困难，炒了两盘自留地生产的青瓜，还特地为我们炒了一盘鸡蛋。家里有位近60岁的老人，他除了耕田、车水插秧以外，其他活都干，吃饭时老人说：“今天和你们县里干部一起吃饭，我是第一次，在旧社会，县长我没见过，只见过乡长、保长，他们都是来收粮、收款、拉壮丁的。现在的干部好，天天和我们一起干活，吃菜饭，今年天不好，这么大的旱灾，要不是你们干部领导我们抗灾，我们早就到外边讨米了，干部是好人啊！”

这从中可以看出，县委带头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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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群一心生产自救

      1960年9月3日晚，县委召开了书记办公会。梅白同志说:“购留口粮指标为：口粮定为30斤（稻谷）。足粮队口粮30斤，不购不销；余粮队留口粮35斤，吃30斤，留5斤备春荒，多的为余粮；口粮不足30斤的队，国家按周转粮供应（但第二年补交统购粮）。这个方案，上级领导同志已同意。”

大家说：30斤稻谷有21斤米，只能维持最低生活了。梅白说：“这是最后防线了。”又说“这次会上部署的工作是初步的，我和书记处的多数同志来的时间都不长，对情况摸得还不深不透，会后希望大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听听干部群众意见和呼声，到时候我们再议怎么办好，真正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9月6日，在沈集公社前锋大队，早饭后，和社员们担肥种菜。晚上召开了贫农、下中农和中农“三种人”会议。因为方言差别，和群众讲话互相都不大懂，以至于沟通上有一定的困难，决心学习本地的方言，有利于工作。                 

9月9日晚12时接到电话，汉江大堤溃了口，烟垢公社和沈集公社一部分生产队被淹了。10日凌晨1时出发，4时到烟垢，天明以后赶往救灾的前线——马良，途中碰到梅白同志又与他一起返回烟垢，先和有关单位联系防汛事宜，然后与烟垢公社的同志研究了救灾措施、群众生活安排、恢复生产等问题。

      县委领导经过近一个月亲自到基层社队访问群众，与干部谈心，发现荆门全县的灾情远比9月初各公社汇报的和县委估计的严重得多。现有粮食满足不了口粮30斤稻谷的标准，如果按原来规定标准吃，有的缺粮队还要增加供应，余粮队就要减少征购任务。我在曾集（现沙洋县曾集镇）、沈集、烟垢公社调查，有很多生产队就是这种情况。其他几位书记只要深入社队调查过的都发现了这种情况。通过汇报讨论，大家都认识到，全县安全度过灾荒，实现“三不”（不外出逃荒、不出现大批病人、不饿死人），困难很大。怎么办？增加口粮供应指标，县里手中无粮，伸手向上要，国家也困难。

       10月1日，县委正在两难的时候，传来了中央和省领导讲话精神。刘少奇同志说：困难是受灾，解决办法是少吃一点。从中央机关做起，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物资部门堵死后门；粮食部门可掺代食品供应；今冬大搞副业生产；灾区半天干活半天休息；非灾区解决好劳逸结合，过多的劳动就是破坏生产。王任重同志说：全国一盘棋，共赴国难；向最坏处想，向最好处迈进；向群众宣传，把成绩讲够，把问题讲透。生活安排的方针是：整风整社，休养生息，保人保畜，生产自救，节约度荒。

梅白同志说：这些话是我们工作中的方针，要好好学习，照着做，快落实。

根据这些精神，县委成员分头到社队，主要是督促检查，帮助抓生活安排，一是大种蔬菜，二是广找代食品。干部群众都深知，只靠低指标的供应粮是难以安全度荒的。

      不知不觉到了秋播时节，旱情仍在持续。针对旱情，县委决定扩大耐旱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因为以往荆门多数社、队秋播只种绿肥、油菜，不种小麦，要扩大小麦种植面积，全县普遍缺少麦种。县委及时向省、地委报告，梅白同志亲自向省领导汇报，省调拔给荆门500万斤麦种。这在当时省里给了荆门很大的支持。如何种麦，在技术上由农业部门和有经验的干部及时到各地传授。为抓好秋播、同时也为第二年生产打下基础，县委召开了全县小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动员，办法是实行三包（包面积、包工、包产）一奖。到11月初，全县顺利完成秋播130万亩，油菜、绿肥70万亩，大田种菜10多万亩的任务，生产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11月1日，我到沈集麻城管理区（现东宝区牌楼镇），和公社、管理区干部研究各生产队粮食清仓盘点、办好食堂和卫生院所收治浮肿病人等工作，千方百计抓好生活问题。

      14日，梅白同志从省打来电话指示：各公社在最近一两天要召开小队长会议，安排群众生活，落实粮食指标到队问题。

      18日晚上，我正在曾集同公社党委的同志讨论生活安排问题，田怀德同志开电话会说：“根据省地委指示，低标准要快落实，打破每人每月吃30斤（稻谷）的概念，周转粮改为供应粮，不足20斤的补到20斤（稻谷），25斤以上的要动员卖一部分。”

这让我大吃一惊，这个变化真大呀！我们也深知，全省、全国干旱严重，灾情大，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当然，把20斤稻谷的口粮指标逐一落实到队到人，这个工作量很大。我也看出了公社同志有畏难情绪，就说：“这是大局，我们要振奋精神，做好群众思想工作，一起共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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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9日，曾集公社召集小队长开会。会议结束后，晚上我到民主大队（现沙洋县曾集镇民主村）召开贫农座谈会，座谈口粮指标由每人每月30斤降到20斤稻谷（约14斤米）行不行？如何过苦日子，又保好身体？开始我想，降到20斤稻谷，每人每天不足半斤粮，只是一个保命指标，而且先前县委曾向群众宣布过，30斤指标是最后防线，现在又降下来，社员一定有不小的抵触情绪。

     然而大出所料。当我把全国、全省、全县的粮食形势一讲，与会的贫农代表纷纷表示，一定听党的话，时刻准备过苦日子。一小队贫农陈绍金说：“一个月20斤粮食不算少，现在国家太困难，我们都要为国家想想，过去我也受过苦，戊辰（1928年）、丙子（1936年）都是大旱灾，到外边讨米都讨不到，现在过荒年政府给安排生活，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也不是一个苕（荆门方言，傻的意思），我们一定精打细算过日子。”有的代表说：“不怕稀溜溜，只怕断了头”、“粮食少，瓜菜代，掺着吃，政府关心我们这些种田人，这荒年能熬过去”。

      代表们的话启发了我，于是决心进一步揭盖子，把粮食形势、困难给群众讲清楚，让干部群众共度难关。

      如何做到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特别是口粮低标准如何办好生活，做到安全度荒，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也是当务之急。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群众排忧解难。

      11月中下旬，我到曾集公社几个生产队实地考察，发现有几个生产队依靠群众广开门路，生活办得好，干部群众想方设法度荒。这些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收（复收复打）、种（蔬菜）、挖（藕、荸荠）、捞（鱼虾）、打（猎）。有个生产队长说，我们是人人动手，各显身手，每天都有进帐，吃饭还能小改善。

      曾集的经验使我受到启发，并将他们的做法向县委作了汇报，得到县委的充分肯定，随后在全县推广。曾集公社有点文化的人还把“五个字”编成生产自救行动口号：

全国有灾，统一安排；干群齐心，战胜灾害。

指标虽低，实实在在；复收复打，大种蔬菜。

捞鱼挖藕，就地取材；荸荠菱角，全收回来。

粮菜混吃，外加野味；保证吃饭，无病无灾。

劳逸结合，生产愉快。

这段顺口溜，读起来还朗朗上口呢！在曾集不仅为大家指出了门路，而且还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说实在的，工作很紧张，1961年的春节过得并不轻松。

1961年2月2日，我到烟垢公社，就忙着抓反“五风”政策兑现，调查群众生活安排和组织春耕生产。

3日，我在烟垢公社（现沙洋县高阳镇，下同）高阳大队八队和社员一起挑塘泥肥田，一位年纪大的社员对我说：“过去生产没动这么大劲，三年没挑塘泥了，现在搞对了，只要政策好，干部带头，社员没有不干的。”

10日，已是春节前夕，社员们还在忙着积肥，我的房东、农民朋友杨启满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要想大办粮，就要大办肥。”

直到14日（庚子年的腊月三十）我才回到县城，初一放假一天。

正月初二（2月16日）县委书记处就开了一天会，接着又开了县直部委办局负责人会，一连开了四天。

初五（2月19日）上午县委书记处研究了春季生产，讨论后认为，在春旱严重，群众口粮只有20斤稻谷的情况下，既要抓住主要环节，组织好春耕生产，掀起生产高潮，为全年丰收打基础，又要十分注意爱惜民力，不能大办这大办那，更不能瞎指挥，要苦干加巧干，合理安排劳动时间，做到劳逸结合。

下午1时我就出发到烟垢公社了。这里已是繁忙景象，社员们正在忙着田间管理、积肥、选种子、整秧田、种蔬菜。支部书记对我说：“组织生产高潮的经验是——干部带头，搞好定额管理，插红旗，树标兵，开展竞赛活动。”

这些天还是无雨，有的老农建议要早作抗旱准备。

23日，为了早作抗旱准备，我去和平大队（现沙洋县高阳镇刘庙村）三小队，正遇到社员们准备育耐旱作物红薯芽，因为这里过去从不种红薯，他们还不会育红薯芽。于是我向他们介绍了枣阳、光化育红薯芽的经验，他们都听得很认真，照我说的方法去做。第二天烟垢公社召开管理区总支书记、区社工作组长会议，我又在会上介绍了育红薯芽的经验，大家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觉得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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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广辟肥源，全县各个社、队都掀起了积肥高潮。在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春耕生产顺利开展，较好地抓住了主要生产环节。

      1960年底到1961年的冬春季节，农村吃集体食堂，多数食堂只能维持两餐稀饭、粮菜混吃的局面。集体种菜也很少，群众就挖野菜，摘榆树叶、藕荷叶裹腹。总之，凡是能吃的都吃了。尽管如此，浮肿等疾病还是不断增加，卫生院都住满了病人，有的还增加了临时病房。

      机关干部、各级领导干部中，有不少同志也得了浮肿病。虽然城镇人口粮食指标是23斤米，看起来比农村人口多，却是纯净粮，不像农村群众多数能种点菜，找点代食品，养鸡的还有几个鸡蛋，这些多数机关干部做不到的。干部们带领群众度荒，任务重、责任大，都是早中晚连轴转，工作量很大，加上营养跟不上，得浮肿病的人也很多。

      县委领导干部中，田怀德同志窒息了，来回抢救了几次，快顶不住了。还好，他于1961年3月上旬调任荆州地委组织部长，算离开了灾区。我心想，地委决定正确，要不，这位在我们书记处中年龄最大的老同志可能就熬不过去了。

      唐玉金，得浮肿病住院了。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还很壮实健康。他家有四个儿子，都正处在吃饭长身体的阶段，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一点，他的妻子饿得皮包骨。有一次她把饭菜分好了，最小的儿子哭着在地上打滚：“哥哥那碗为什么比我多？”他妻子有苦难言，急得说不出话来，无论怎么劝说，小孩就是在地上打滚不起来。邻居们看到后都说：“可怜啊！”但都无力相助。

     我知道的还有：鲍溥汉、吕乃强、王登崑、闫大新、王兰樵、夏邦新、杨运宝、潘康年，以及一些机关工作人员……这些同志住院时，多数同志我去看望过，他们都要争着出院，投入工作。医生说，这病拖久了更难治，强留他们在医院治好才让出院。

在当时来说，浮肿病，还有干瘦病、妇女子宫脱垂病，都是饿出来的，是典型的营养不良病，不用过多吃药打针，只要伙食好一点，营养多一点，休息十天半月就好了。

      县委对治疗这些病很重视，措施也很具体。规定对浮肿病人增加粮油供应指标，每天补点粮油，管吃饱，每人还补助一斤糖。城乡居民、干部、职工都一样，无一特殊。农村卫生院所收治的浮肿病人，公社、管理区都派有专人负责，县政府下拨了专款。所以全县收治浮肿病人效果是明显的。除个别老年人又感染了其他病没有治好外，都治愈出院了。

在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1961年的春荒总算熬了过来。

然而春旱过后又是夏旱。按照荆门的常年气候，当地有句农谚：“麦到立夏死，谷到处暑黄”，意思是到立夏就要割麦插秧了，处暑就要收稻了。可是到了5月，立夏过了还没有下过透墒雨，插不上秧，干部、群众更加心急如焚。

      5月初，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是群众说的“春争一日，夏争一时”的关键时期，季节不等人，抗（旱）灾如救火，要全力投入抗旱和抢收抢种，一切要给抗旱双抢让路，要组织县区干部职工到农村参加和帮助抗旱、双抢。会后，县委同志立即分头下到各区传达会议精神，到重灾社队帮助抗灾双抢。

       5月3日，我同唐玉金到沈集、烟垢、后港传达会议精神后，唐玉金留在后港，傍晚，我到了拾廻桥区。这是我第一次来拾廻桥，在街上转了一圈。这个集镇，街很长，靠河有码头，坐船可以经过长湖到沙市去，过去是沙市、荆门间的一个重镇。传说关羽在桥上过了十（拾）回，故名。

        4日，到朱老公社大兴大队（现位于沙洋县拾廻桥镇大兴村）参加生产队长会议，同社队干部座谈时，大家都深感困难越来越大。在无奈之下，他们说：“现在也不知道老天爷下不下雨，只有人等天，两手准备，一是抗旱保住秧苗，二是准备改旱，备好旱粮、芝麻种子、红薯苗子。”拾廻桥是重灾区，我和尹朝贵同志留在这里帮助抗旱。

       6日，我们和区委同志一起分析了生产队抗旱、双抢情况，对群众提出的一些好的抗旱办法，请区委及时推广。傍晚，我们又分头到生产队，我到大兴大队（现沙洋拾廻桥镇大兴村）八小队，正赶上他们开队委会。第二天和社员一起插红薯秧子，这里过去也很少种红薯，经验不多，我们边排秧子边讨论，我再次介绍了光化、枣阳种红薯的经验，社员们对靠种红薯获得丰收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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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冲田间有一个大堰塘，塘里还有点水，插完红薯秧子，队长带领社员去车水插秧，我也参与其中。这活我是外行，只能学着插，还赶不上一个小姑娘。这里插秧活多是妇女做，她们是能手，一群小姑娘唱着山歌，你追我赶，五指快似鸡啄米，转眼白田换绿袍，不多时就把三、四亩大的一块田插完了。

      下午在禾场参加打麦，这里不像北方我家乡那样用石磙碾，而是用篾架打，这工具我以前从没见过，感觉很新鲜，随之话也多起来，边干边议，社员说了很多心里话，年纪大的说：“现在干部好，还和我们农民一起干活，在解放前可没有见过。”“现在政策好，又回到1957年了，有自留地，准搞家庭副业，干活多劳多得，要不，这灾年过不去。”有的说：“我们农民本来是靠种田吃饭，可是老天爷跟我们过不去，要是再不下雨，今年粮食就无收了，只有靠政府搭救了。”

      8日，梅白通知我和唐玉金、尹朝贵到五里和他碰头，下午4时我们赶到五里区（现沙洋县五里铺镇），讨论了抗旱情况。共同的意见是：一是现在有的社队力量不集中，要再次强调集中力量抗旱抢种，抢住季节；二是部分地方有悲观畏难情绪和等天下雨思想，抗旱行动不力，要加派人员去具体帮助，同时要表彰抗旱抢种先进队，推广他们的经验；三是坚持抗旱以生产小队或生产大队为单位。我们说的“抗大旱”是动员人人参加，打人民战争，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办法抗旱，而不要调生产队的劳力、机械集中抗旱，再不要搞瞎指挥了。有条件搬大水的社队，由县直单位组织机械帮助抗旱。晚上10点，梅白回县城，其他领导分头到各区。我继续留在五里区，组织抗旱抢种。

     11日，飘了点零星雨，雨没有下成。太平大队（现沙洋五里铺镇两河村）有水插秧面积只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上午和党支部的同志讨论了抗旱办法，大家形成共识：有水的坚决插，高塝田坚决种（旱粮），冲田坚决等（插秧）。

     13日，接到通知说要在五里等梅白，上午，一起回到县城，几个书记在一起议了抗旱抢种先进队评选、奖励办法。下午，同梅白到友爱大队（现沙洋县五里铺镇许场村）听取抗旱经验。晚上，书记处开会，汇报情况。

     14日、15日，县委开了两天会，省委常委、地委第一书记王玉珍参加了会议。大家汇报了抗旱的经验和问题，讨论后确定了以抗旱为中心，以夏粮分配为动力的抗旱措施：（一）坚持两条腿走路，立夏已过，季节不等人，有水的坚决插秧，已插的秧苗要千方百计保活，无水的，水路不通走旱路，抓紧改种芝麻、红薯等旱作物。（二）施行以小队为单位，有水源的可以大队为单位搞抗旱规划，因地制宜制定措施，抗出实效。（三）各级领导干部仍要到社、队帮助抗旱，要亲自察看水源、地形，总结老农经验。（四）政府各部门要及时帮助解决抗旱中的具体问题，如调配旱粮种子，传授种旱粮技术，协调机油、柴油的供应、机械修理等等。王玉珍同志说：“今后搞什么事，只要是涉及到群众的事，都要和群众商量，都要搞几个办法让群众选择。”

      会后，15日我就到沈集区传达县委精神。

      之后我大多在沈集、五里、拾廻桥帮助抗旱、抢种。拾廻桥是荆门人多、田多、产粮大区，旱情严重，插秧、改种旱粮困难较大。

     6月3日，我们到拾廻桥，听区委和县工作组谈情况后，第二天分头到四个生产队调查和解决以下问题：抗旱抢插抢种；推广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调动群众积极性；抓好干部整风，解决抗旱畏难情绪，要求干部转作风带头干。

      5日，我和区委书记邵泽虎到王桥大队（现拾廻桥镇王桥村）看了几个生产小队，这些队普遍旱得严重，很多田没种上，即使种上了也没出苗，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白地，田埂和旱地上的草都干枯了，群众为今后吃饭发愁，社队干部悲观失望。

      8日，在王桥大队，早起，喜从天降，六点钟下起了猛雨，久旱逢喜雨，社员都站在门口面露喜色观望，期望大雨多下一会。

接到县委通知，早饭后在大雨中回到拾廻桥区，和闫大新等同志碰了一下情况，下午4时回到荆门城，没有停留又和梅白等同志到子陵区（现东宝区子陵镇，下同），天黑返回到县城。全县范围内只有拾廻桥、后港（现沙洋后港镇）两个区下了透墒雨，其他区、社都下的很小，旱灾仍没有解除。

我根据日记统计了一下，从6月9日到6月25日，只有3天是阴天，其余都是晴天。

      30日，我来到牌楼公社来龙大队（现东宝区牌楼镇来龙村），这里旱情极其严重。支部书记说，如果大暑不下雨，要差9万斤口粮。和他们讨论的措施是如何抗旱插红薯，种荞麦，种蔬菜，并且分一部分田到各户自种自食。傍晚参加大队的生产小队长会，讨论耕牛农具管理。大队将耕牛下放到小队管理，措施是：保本保值，增多了不收回，减少了不追加。

就这样，在紧张忙碌中过了1961年的上半年。令人欣慰的是全县没有出现外出逃荒，没有出现大批病人（浮肿病分期分批治愈），没有饿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