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大历史：陈寿年抗日经历回忆记录

楚简

       1936年暑期，我从武昌文学中学毕业出来，由于家庭贫穷，不能升学，又无业可就，“毕业就是失业”的境遇非常悲惨。那时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我，欲归不得，欲进不能，真是彷徨歧路，悲惨不已，当衣物卖旧书也只能解救燃眉。在生活压榨之下，我只得去汉口警察训练班投考，受了三个月警察训练，派到汉口警察第七分所当了三天警察。因为和那些老警混子打不上班，受不了他们的讽刺打击，同时对有些警察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敲诈勒索的行径尤其愤恨，所以我三天之后就不辞而去。残冬将尽，37年元旦行将来临，又去汉阳湖北水上警察局水警训练所投考，又在那里受了六个月水警训练，毕业出来正是6月底，因我成绩第一，将我派到十五号巡艇上当一等警士，这号巡艇是新建成的，艇长班长都是新委派的，警士大半是新训练的学员，加上水上警务与陆地不同，主要是保卫水上治安。我这才暂时安下心来当了一名水警。

      不几天，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了。随之上海局势恶化，战争一触即发。为适应长江三角洲的地形，需要大量船舰配合作战，因此成立了太湖警备司令部，并从湖北省抽调一队巡艇（七艘）到苏河太湖一带抗日，我所在十五号巡艇也在调派之列，于是农历8月10日左右艇队在汉阳旗台下誓师出发。艇队到达前方之后即分派到各个战线配合作战，我艇于15日先到江苏吴江配合某军第八旅守卫河防，日里隐蔽，夜里巡守河防以及运送弹药给养等任务。

       接着上海沦陷，昆山失守，国民党军全面崩溃，我艇随八旅撤退到无锡，旅长令我艇速回警备司令部听令，他们却登陆逃窜了。那时司令部驻在太湖东山，我们只得连夜冒着狂风恶浪开进太湖，次日黎明寻到东山，谁知司令部早已逃之夭夭，据说是向浙江长辛方向去的。我艇又急向长辛追去。刚要驶近长辛港口时，突遭日寇两面袭击，我艇仓皇应战，且战且退，艇甲弹洞累累，伤我战友两名。后来我们才获悉长江要塞江阴炮台失守，当时据说炮台要塞司令是汉奸，投降敌人，并未开炮让敌船沿江长驱直入。我艇退入湖中，茫茫不知所往，任其漂流，盲目前进，忽见湖中涌出一个大岛，遂向着开去，抵岸见岛上有村落街道，上岸一问，才知是洞庭西山，当时是吴县的一个乡，约有居民千余户。于是我们就在此暂且安定，几个月时间里与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为他们击退了湖匪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得到他们的支援。当时我们来到这里之后艇长看到形势不好，就告诉我们在这里要扎好根脚，与老百姓建立感情，各自想办法化装为民。我们纷纷在这里拜干妈结亲戚，我也拜了一个干妈，她有一个儿子姓郑名根源，就成了我的干兄，他有个五岁的儿子叫春子，一家人对我们都极好。

      可是，汉奸龚国梁和伪国民党军长以组织太湖游击队为名，联络召集失陷于太湖的溃兵，定于腊月廿八日到东山集合开会编队组织游击队。当时我们所有人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投降敌人。我艇于是日开到东山，到东山集合的散兵约两千人左右，东山背后停泊有几百只大小民船。汉奸和伪军长首先假殷勤招待，于午饭中冷不防将我们枪支缴去，佯言明天编队统一配发，叫我们回艇休息听令。

      次日，1937年除夕那天，天刚黎明，下着毛毛细雨，日军从苏州包围而来，海军小舰艇已封锁了港口，敌机穿梭似的不断临空扫射投弹，一时全东山如爆发了的火山一般，人群如蚁，枪炮如煮粥，杀声遍野，哀声遍地，很多渔船在湖中逃逸，多被炮弹击烧翻沉。我艇战友于梦中惊醒之后，见此情景才知中敌奸计，只得将水门打开沉艇登陆，冒着弹雨落荒而逃。到东山背后，遥见湖边停着几百只小船及无数散兵难民，战友已在枪林弹雨中失散，只有我和艇长、白刚等六人集合在一起。我们六人是（按年龄顺序）苏伯宗（艇长，广西人）、李海清（班长，汉口人）、杜光文（黄陂人）、陈寿年（荆门人）、席文伟（机师、河南人）白德馨（又名白刚，黄陂人，寓居汉口，父亲是码头工人，他是丞相技师，当时失业后顺路搭乘我艇到南京找同行朋友，未找着。加上我艇开到武穴时有两个警士开小差跑了，于是他就在我艇当了一名义务兵）。

      我们于仓促中找到一只小渔船准备逃离，刚上船开出不远，敌机一颗炸弹飞来将开船的渔民炸死坠入湖中，船舷被炸断摇摇欲沉。一时水涌入船舱，幸好我六人受过水上训练，连忙抢救，戽的戽水，撑的撑船，并机警地将船撤离大队隐入芦苇之中，沿着芦丛傍湖而逃，才逐渐摆脱了敌人的火网。我们在芦丛中，眼看敌机肆虐湖中，许多船只被炸燃烧，同志同胞流血牺牲，令人发指，不忍卒见。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泊在东山前港的船只均被封锁，凡是中了敌人圈套被缴械的都向山背逃跑，没中敌人圈套或来得较迟的都没被缴械还在山上与敌抗战。

       我六人与湖水搏斗终日，半夜抵达浙江吴港，这正是腊月廿九除夕之夜，才弃舟登陆，可是这个小港挤满了散兵难民，我们只得混在难民中盲目地向前奔走。谁知沿湖各地早已陷敌，都成立了伪组织，随时都在搜查，我们很难逃出虎口。幸好遇到在湖边搭木为屋做木活的两个木匠工人，当晚我们在他们那里借宿，次日又找他们探问周围情况。遇到姓雷的伪保长查人，我们被怀疑是抗日士兵，但都坚决不承认，雷保长软硬兼施地想骗我们交出枪来，未达目的，于是就客气地暂时离开。围观人群中有一位吴老，是当地声望很高的士绅，眼见伪保长转变和善样子将我们留在原地时，他就偷偷给我们说，你们赶快跟我逃走，保长去喊日本鬼子去了，我们立即随他到了一片偏僻的桑林中隐藏了起来。后来，吴老天天给我们送情报送吃的，日寇在湖中和沿岸搜寻了十几天未果。

       1938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吴老帮忙找了一只运菜到西山去的渔船，将我们搭乘回西山里前河村，全村父老一见我们回来，惊喜相迎，就将我六人分藏在他们家中。敌军又来清乡，他们千方百计地又将我们掩护过去。经过几次与敌人面对面地斗争，虽然有惊无险地掩盖过去了，但怕的是万一有汉奸告密，会害了全村父老，才又由他们一个两个的陆续将我们带到上海。我和白刚弟是最后脱离虎口到上海法租界的。到那里又得湖北同乡杜老（一个航业专家，在某轮船上任领江，是我同学杜光文的叔父）的帮助，他助我二人路费，并为我们找难民证买船票搭外轮到香港，再转道由广州搭火车回到武昌。这已经是38年的四五月间了。而水上警察局已将我艇全体人员报了阵亡，我就不能再回警察局工作了，只得再另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