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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身边的 92 天（朱高文） 朱高文惨遭湖北省纪委原第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蒋斌迫害实录
我是朱高文，湖北省鄂州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我惨遭原湖北省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蒋斌陷害，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伪造证据、欺上瞒下、两面三刀、谎话连篇，为达到他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2016年8月23日我莫名其妙被突然“两规”，同年11月22日被移送司法。在宜昌市第一看守年关押了4年2个月，在洪山监狱服刑1年10个月，2022年11月13日刑满释放。 除了痛苦、彷徨和难以愈合的伤口，我至今都还认为自己生活在一场梦中。 回顾整个案件，疑点重重、错误重重、经不起半点推敲和还原。我的案件源头是原湖北省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蒋斌，办案单位完全采信蒋斌所伪造的虚假口供。起诉书第一条第一款即是最好的证明。所以，以下所述，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句句属实，不掺杂半点水分，而且只会挂一漏万，展露冰山一角。也许您永远不会相信!如有半点歪曲，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出身，没有任何背景，完全凭借自己的艰难打拼和一些难得的机遇，三十过半主政湖北省应城市，三年多的市长、两年的市委书记。四十出头干到副厅，先后担任湖北省荆门和鄂州两个地市的副市长、公安局长。 外人看来我一帆风顺，其实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知道。 对我来说，靠扎扎实实做点事情，换来政治上可能性的进步；也给自己赚点口碑，为家乡父老乡亲争点光，是我全部的梦想和追求。 我做梦都没想到，本该体面风光，而且丝毫没有任何悬念，甚至还可以走得更高的人生，却因为一个蒋斌，一夜之间，让我无端坠入万丈深渊。所幸，阎王爷可能嫌我年轻，还算是一个好人，便一次又一次把我踢了回来。 2016年8月23 日中午1时许，一场噩梦降临，让我至今不敢相信生活在现实中。 那一年，我刚进入 47 岁。按理说，正是年富力强、为国家和社会干事创业的黄金年龄，却突如其来莫名其妙被湖北省委“两规”。从那一天开始，我在湖北省纪委武汉花山“两基地”，读秒度日地度过了 92 天。然后被转到宜昌市第看守所关押，度日如年地煎熬了4年2个月，在洪山监狱熬了1年10个月。身心的折磨和摧残倒在其次，我还有可能终生将背上黑锅、背负骂名，除了永世不得翻身，还会殃及子子孙孙。 我一直对党、对国家、对社会抱有无限敬畏和感恩，从不敢有丝毫地冒犯、埋怨和责难。在看守所的4年多时间里，除了在忧闷、孤独和痛苦中煎熬、挣扎和等待，我把自己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分析，对比后来不断得到的信息，尤其是结合整个案件的指控、走向和最后的认定，才发现这一切，均是原湖北省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蒋斌一人所为。他撒下一个个弥天大谎，精心设计一个个圈套，不惜胡编乱造、栽赃陷害，也因此欺骗、裹挟和绑架组织和上级领导，并假借“组织”之名，不惜调集大批人力物力对我进行围剿，将我陷害。 是蒋斌的策划、虚假汇报，甚至不惜说谎造假，推动对我进行“两规”；是蒋斌的授意和指使，甚至唱双簧，对我进行惨绝人寰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折磨。从这一点上说，后来看守所和监狱的那些朋友听完我的故事、了解我的为人后，给蒋斌诙谐地取名“蒋三丧”（丧尽天良、丧失人性、丧心病狂），看来一点也不过分。 对我的看守人员，本是国家保卫力量和人民忠诚卫士，严格履行使命。一定是蒋斌把我描绘成罪大恶极、罪恶滔天、一团漆黑、十恶不赦，才让那些血气方刚、充满正义的看守人员眼里冒着杀气，对待我像有杀父之仇一样。 我深知一旦“两规”被查，政治上难有出头之日。所以，当时被“双开”后，我心情极度低落，伤心至极，所有证据 产料均系蒋斌伪造、作假，导致湖北省的领导完全听信谗言。没想到的是，他还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让我永世不得翻身,当时“不判、不放、不死、不理”，干耗我视若珍宝的身体和光阴，后来不闻、不问、不理、不顾，强行判决，让我连最后一点的梦想也被绞灭。 眼看结局越来越惨，经过慎重思考和不少人的好言相劝，我才鼓起勇气，斗胆将遭受蒋斌陷害的细节公布出来。如果证人中，那些有良知、有正义、也有胆量的看守人员，或者武汉梨园医院的医护人员，能勇敢地站出来替我作证，我将无胜感激。 虽然他们不知道我的基本情况和具体信息，但他们可以回忆得到，2016 年8月23 日至2016 年11 月22 日期间的 B9，就是我的代名词，兴许多少有些印象。 一、没有任何前奏，一上手就是置我于死地 我从不牵涉任何腐败窝案，也很少有信访举报件和告状信，更从不与任何组织和企业的某个人勾肩搭背，一路走来我的口碑相当好，而且我们夫妻俩一向严格要求自己。 到目前为止，我们夫妻俩工作 30多年，所有房产、车辆及存款等全部家庭财产，被他们挖地三尺地评估，累计起来也就 400 余万元。即使身陷牢狱，我断言并坚信社会上和网上也是少有骂声。 此前，没有任何组织或领导找我谈过话，提醒打招呼，指出我的所谓问题。 2016 年8月23日中午 12 时许，我正在鄂州市公安局食堂陪省公安厅一总队领导吃饭，快结束时，接到鄂州市监察局局长张爱剑的电话，问“领导，您在哪里？”我如实相告。不到五分钟，我正与省厅领导话别，准备步行回家。 刚走出食堂门口到台阶前，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中等个，平头，戴着眼镜，目光游离并不太敢与我对视，走到我面前，说:“你是朱高文吧，我是省纪委的蒋斌，我们的领导要见见你。" 这个人我素不相识，而且此前也没有任何领导指出过我有问题，突然这个时间节点冒出来，在食堂门口堵我，我心底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此前几个月，我听说省纪委在应城市大规模找人谈话，像是调查核实三家公司“退二进三”中有违规操作，导致国有资产损失四、五个亿的问题。“退二进三”本是件好事，也确属我任市委书记时动议，但在成立专班、出台意见、责任分工、报告签批等各个环节白纸黑字签得清清楚楚，而且在我离开应城两年多以后，接手的人才开始正式实质性启动。与我在法纪问题上，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我一直没有当回事。 “两规”期间，蒋斌提到过多次，但多是含沙射影，虚实难辨。后来省检察院一赵姓副检察长、宜昌中院周健文法官也是我案件的审判长，均隐约提到此事，给我的感觉性质恶劣、事态严重。一直到开庭给我辨认所谓的口供时，我才无意中发现应城市政府办副主任杨运清，因为“退二进三”项目，从中受贿 1100 万，被判刑刑 12 年。而我的起诉书上和判决上都提得非常隐晦、非常巧妙，就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如果不留意、不推敲，根本看不出来，但足够糊弄应城 68 万人民和更多对此事的内幕，似是而非且不明真相的人，也从表面上把我做实、做死了。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一向为人低调、谦逊、温和，也远非常人的自律。总是提醒自己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老实为人、忠实为政、诚实为事、扎实为学，总是胆小如鼠、诚惶诚恐，告诫自己绝不能有半点闪失，时时处处谨小慎微。尤其是走上领导岗位以后，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从不做出格和突破底线的事。因此，也从未把所谓的“两规”与我联系在一起。 当两个年轻人准备过来驾我时，我一方面感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另一方面还露出为人不做亏心事的坦然和自信。我很坦然地拒绝，主动上了他们停在台阶下的别克商务车。 不过，蒋斌并没有坐这辆车。 车上一直很沉闷。车启动后，另一个平头、矮个，有点口吃，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邓文斌，是从县市纪委抽调上来，专门负责办理我的案子的。他把我的手机要走，并让我告知密码解了锁屏，此后手机一直不间断的震动声传来。 但我至今不知在哪里。“两规”期间，蒋斌又向我索要过我放在鄂州家里 ipad的开屏密码。同样，至今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我当时想，除了十八大以前，可能逢年过节我收受了一些小的礼品礼金，我从没有干过任何任何违法违纪的事。何况而且大部分我当时都上交到了廉政账户。再一细想，任何组织上的调查，都会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不会放过坏人，也不会冤枉好人。于是，心里又多了几份自信和期望。 但万万没想到，正是我这种善良的自信和天真的幻想，让我一步一步、一环一环地走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和圈套，让我两次与死神拥抱，而后被阎王爷退了回来。 半小时左右，我被带到了武汉花山基地的一个房间里，软包，进门口是厕所。蒋斌、邓文斌、胡燎原(一个年轻小伙子，戴着眼镜，肚子有点大，我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坐在一个小圆桌旁。他们三个坐在一排，面向里；我坐在里面，面向外。一坐下来，蒋斌就让我交代问题，说我“大问题也有，小问题也有；远问题也有，近问题有”，“要主动交代，老实配合，争取有个好态度，以便宽大处理”。甚至不忘调侃，弄不好要把牢底坐穿。我不卑不亢地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们这样搞是什么意思，我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指出来。我反复诚恳地请求他提醒，哪怕随便提个头、说点线索，再或者指个方向也行。 结果，蒋斌说不行，那是纪律，也是秘密，并一再重复那四句话，让我主动交代。 于是从下午1点多，一直僵持到下午六点多。 大概坐下来不久，蒋斌就出去了，大概有两个多小时，等到六点多，我们简单地吃过了盒饭，当然我不可能有心情吃饭。等蒋斌一回来，就直接问邓、胡，“交代了没有？”邓文斌说，“没有”。在蒋斌出去地这段时间内，邓文斌曾说我问题很大、很严重，要主动交代。否则，他们不会轻易采取这种措施。 蒋斌于是对我说，“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然后转向邓、胡，说“那就把他扔到那边去”，动作看似非常潇洒、自信满满。于是，我就被象征性驾着又上了那辆别克商务车，不到三分钟，因天色已黑，印象中经过了一道铁门，被带到一个一楼叫做 B9的房间，从此开始了长达 92 天的“死亡之旅”。 稍懂点体制内知识的人都知道,“两规”是最厉害的纪律措施。一旦进去，几乎没有任何退路，尤其是像我这种没有任何关系任何背景的人。我在较上层的岗位上干了五六年的副厅，一直到移送司法后才明白过来，于我而言的“两规”，不但是条不归路，更是一次“死亡之旅”。 二、不按要求坐好，就要被开飞机 被带到 B9 房间以后，被几个年轻的小伙子要求摘除皮带，剪掉扣子、拉链，取下手表，换上拖鞋。同时签完两个东西以后，当即被指令按要求坐好，一动不准动。 胸口敞着，裤子掉着，满脑子空白，完全懵圈了，以致于签的什么东西，还有被一个小伙子照着一张纸，念的一些规定和要求，我至今都记不起一点内容。 所谓要求，就是双手平摊，掌心向下，腰杆挺直，平视前方，坐在比正常凳子矮半截的四方形软包凳子上，趴在比正常桌子矮一截的窄软包桌子上。必须始终固定这个姿势，不准有丝毫的变动。想要变动，必须经请示同意后方可挪动，然后回到原来的要求上，又一动不准动。蒋斌还不忘玩调侃，丫说“是接受规矩教育”。 当时他们告知我保持这动作的起止时间是从早上 6:30 到晚上 11:30。不过，那里没有任何可以参考时间的东西，时间完全由值班看守人员中的那个“主哨”掌握。蒋斌等人走了以后，屋里只剩下两个看守人员和我，他们身穿相对统一的便服。 后来，我来到看守所以后，对比早晨武警的第一声哨子声，反推才知道我那时是早上 6:20。 除去一日三餐、上厕所外，所谓午休一个小时，晚饭后洗漱(包括洗澡、洗衣等)规定是一个小时，但每次到底多长时间，我不得而知，惟有听指令安排。其它时间，必须老老实实按要求坐好。所有的时间均是看守人员说了算，我只有通过心中读秒来大致地判断。 从坐的地方到背后的厕所五步远，到床铺六步远，呈三角形状。 坐着的时候，两个看守人员一左一右，几乎贴身站，两人一班，一班两个小时，24小时不断人。吃饭的时候，一个看守所人员不断地催，唾沫直接飞到饭盒里；上厕所的时候，其中也必有一个，也是不断地催。吃完了，拉完了，赶紧回原地按要求坐好。洗澡和大、小便的时候，看守人员基本上也是贴身站，而且洗澡时，必须正面面对看守人员站着洗。可以想象，一下次沦落到那种地步，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本身患过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和腰肌劳损，先后在应城、荆门等地医院多次接受过大规模的治疗，慢慢才得以恢复到较正常的水平。这样的要求，无疑于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刑、酷刑。 睡觉也有严格要求，只能平躺，或者向右倒卧。手和头不能放进被窝，也不准向左侧卧，腿不能弯，看守人员里有 太多的不准，否则随时被他们踢墙或踢床，把你喊醒。 头顶上，有一盏永不熄灭的像小太阳的一盏大灯，亮晃晃地照着。还有一个摄像头，能清晰听到镜头拉近拉远的声音。 睡觉时，一个看守人员站在右侧的枕边，基本上腿子靠近我的头；另一个站在脚头。往往你刚入睡，就稀里糊涂被叫醒，说是违反了规定。每天晚上被喊醒三五次是常事。有时半夜，眼睛一睁，看到床头的看守人员，两个黑咕隆咚窟窿一样的眼睛，就在头顶上，冷冷地盯着你，如果胆子小一点，准会吓得半死！ 床头的那一个还手中还拿一个小本子，一会儿看看你，一会儿又写点什么。非常神秘的样子，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写的什么。 如果要擦汗或者挠痒，任何一点点有可能要改变坐姿的举动，必须事先请示报告。由看守人员的主哨用胸前的耳墨对讲机呼叫，“幺三洞洞、幺三洞洞，B9 呼叫、B9 呼叫，对象要求擦汗，请指示!”再过一会，听到那个看守人员回答一声“明白”。当然，我是不准侧过头看的。 时间我主要是通过脚底的读秒来推断。有时看守人员隔二、三分钟，就说“同志，可以”。有时会拖得很长，等指令来了，早已经不痒，或者大小便几乎快憋不住了。我才能稍稍动一下，然后又恢复成原来的坐姿，继续保持下去，直到下一次请示。有事时，只准就事论事地请示，其他时间一律不准开口讲话，否则训斥没商量。 当然都有个好听的名字，拉大便叫上大厕，解小便叫上小厕，放屁有可能会侧身，叫调整坐姿。总之，看似一切都是为我的安全着想和怕我自杀为由头，很有点既要当什么、又要立什么的味道。 有一次，就因看守人员把手指放在纸杯里试水温，引起我准备上小厕，把凳子归位时不符合要求，结果还是被开过飞机。前后大概有 15 分钟左右，一人驾着我的一只胳膊，反扭，往下按，我越动，扭得越厉害，头快要被铵进自己的裤裆。因为我觉得抗争没有意义，而且骨子里还对他们抱有幻想和期望，基本上没有抗争。回过头看，如同对蛇、狼的幻想，自己当时真是愚蠢、幼稚至极！ 直到蒋斌、邓文斌赶过来，假惺惺地批评看守人员几句，并让我不要跟一般的看守人员去计较。后来，这两个看守人员就被撒换掉了，再也没来过，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三、屎拉到一半，必须憋回去 厕所很小，用的是马桶。小便还好说，拉完，了就回去继续坐。大便可就惨了，规定只有五分钟。我本身爱好运动，平时“有工作时搞工作，没工作时读书、打球和写作。”一旦整天、整天地坐着不动，很容易便秘。 我不记得大便时，有多少次被训斥，被叫停。有时刚拉出一点，被逼收场。必须重新回到座位上，再按规定请示和等待，等看守人员再次回答“明白”以后，再由看守人员视他们自己的心情发出指令。所以，屎刚拉到一半，必须憋回去，那相对我来说，已成为常态。 坐在马桶上，勉强有个墙壁可以靠一下，相对要舒服一点。有一段时间，晚饭后的四、五个小时要一动不动地那样坐，我实在支撑不住，几乎崩溃、晕倒。于是就请示上大厕，有时也能拉出一点点，有时实在拉不出来。 或许是看守人员察觉到有异常，以往便后冲水，经请示后就可以。后来，他们要查看马桶里有无粪便，才准许冲水。 后来，那个给我曾开过飞机的看守人员，发现我有两次没拉出来以后，大加调斥，说我挑衅军人，威胁要给我加大惩罚力度。 一个运动型的体质，突然一下子落到这种状态，从第一天开始，我总是近到头疼、心慌、胸闷，有时头就像要裂开一样。一直到离开基地的那一天，没有一天我不是生不如死。 梨园医院的医护人员，每天早餐过后，有一个例行体检，我当时每次血压，低的都在 120 以上，高的都在 150 以上，心率均在 100 以上。于是他们反复劝我，吃一点降血压的药，或者吃降心率的药。看他们每次认真记录的样子，我当时身体检测的状况，那里应该有档案可查。 我没有“两规”以前，都知道我身体壮如虎牛，各项指标连年轻人都望尘莫及。所以，每当医护人员劝我吃这些药时，我都委婉拒绝。我的想法很简单，一旦解除这些措施，我肯定能恢复，这些只是环境所致。想吃一点治标的止疼药，他们又不给。 蒋斌多次幸灾乐祸地玩调侃，说很多在外面“三高”的领导,“两规”以后，各项指标都降下来了，我哭笑不得。 我当时真是五脏俱焚，这就像一座精神病院，有问题的人进去以后，可能会正常出来；正常的人进去以后，绝对不会正常地出来。 后来有一个男医生当着我的面说，个把星期指标偏高，可以理解、也很正常，但像你这样长时间的持续过高，没有碰到过。或许，主要是心理原因或环境所致。 大概是我第一次绝食后的一个多星期，见情况还是没有好转，我还被要求戴过 24 小时的 HOT，检查心脏情况，但结果并没有给我反馈，只是劝我吃点少剂量的降血率的药，被我婉拒。现在想起来我还害怕，HOT 戴在我身上，但在看守人员眼里，那玩意当时比我性命还重，一晚上只准平躺，动都不能动，其他任何姿势都不行，滋味可想而知。 还有几次，我实在忍受不了腰酸背痛，要求给点药。有一个有点络腮胡子的男医生偷偷说，“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有一段时间，心率和血压都是相当不正常，又查不出原因，着实让人害怕。一个年轻的矮个女医生一次例行体检后，出门时小声嘀咕:“让他们换个方式就是不听，出了人命谁负得了责!” 四、在苍蝇眼中，我就是一死物 别看我现在，好像说的轻松、诙谐，但当时那种生命如草芥，生如死物的滋味，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难怪蒋斌有句话挂在口头上，别看你是厅级干部，现在在“组织”面前，你就是一只蚂蚁。其实，那时我还真不如一只蚂蚁。 在几只苍蝇看来，我更是形如死物。如果把那一幕录下来，放大、慢放，绝对算得上千古奇闻的趣事。 关押我的房间大约 20个平方左右，除了一个隔着的小卫生间，整个空间通透，空荡荡的。进门对着一张大条桌子，靠墙三个凳子，是蒋斌他们坐的。紧靠桌子对面桌檐下的，是一张又窄又矮的长条软包桌子，和再矮一些的四方形软包凳子，是供我专门坐和趴的。 我坐下来时，背后靠右是单独隔起来的一个卫生间，里面一个陶瓷洗面盆，一个马桶和一个淋浴喷头，喷头的开关和所有电源的开关都在房间的外面，厕所里也有一个摄像头。靠左是一张比单人床略宽一点的硬板床。头顶也有一盏大灯，24 小时亮着。靠左上的角落有一个摄像头，也能经常听到镜头拉近拉远的声音，除此什么也没有。 整个房间是密闭的，完全靠地面的排气孔调节，感觉像是恒温。不过，这里的恒温，并不是给人舒服的恒温，而是让人感到闷热、烦躁、让人崩溃和窒息的恒温。尤其是我快离开的前一个月，看守人员都承受不住的恒温。 可能是由于蒋斌等人的进出，房间里先后带进来五只苍蝇，也许不会有人相信、或想像不到，我用指甲先后把这五只苍蝇按死了。不过，心里好长一段时间空落落的，因为那时，我的生命跟它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早上 6:20 起床，简单洗漱以后，就按要求一动不动坐在那里。等到早餐来了，大约不到几分钟就吃完了，接着开始按要求坐在那里。当然，吃饭时，也必须坐在那里。除了有可能会因吃饭需要的上身能动（动作不准大，只能几乎看不出来），其他一律不准动。 苍蝇便飞来飞去，落到桌子上，落到我身上，到处爬。如果稍微有点动静，抑或是肌肉有一点小小的痉挛，都会把苍蝇惊飞。再后来，有可能是时间长了，适应了，苍蝇发现并没有危险，便放松警惕，无所顾忌了。苍蝇开始在我身上爬来爬去，但还是很敏捷、轻快，从不在一个地方长留。 或许是它们无数次试探之后，误以为我是一死物，于是便胆大起来，不停地从手臂上爬到手背、手指间。一会儿飞出好远，一会儿又飞回来。一天无数次，反反复复。 那时，我已被隔离了近两个月，指甲长的有点近似白发魔女的白爪。当第一只苍蝇在我手指间爬来爬去时，我用抬起略高于桌面的二指甲，轻轻往下一按，前几次它还是很灵敏的飞走了。也许是后来它们也被关神经了，动作迟缓，当它第N次爬到我布下细小缝隙的指甲下时，我出其不意，用食指的指甲轻轻以按，便按住了苍蝇的一条腿。可怜的苍蝇于是在我的指甲下胡乱扑腾，最后被我按死在那里。 除了手指尖和眼珠，我敢肯定，我全身所有其他的部位都是纹丝不动，当然也不准动、不敢动。万幸而极有可能的是，我没有被关疯，而苍蝇有可能是被关疯了! 如法炮制，我就这样，先后用指尖按死过五只苍蝇，其中用食指指甲按死过3只，用无名指按死过1只，用小拇指按死过1只。都是先按住一条腿，扑腾后被按死。 还有一条需要说明，那里满是蚊子，即使在身上、手上叮咬，按规定也不能打。只能经请示同意后才能驱赶。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经我再三恳求，蒋斌才安排看守人员到晚上12点我入睡后，才装电蚊香。 有些过来人，尝试过看守所里蚊子的叮咬感，但相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儿科、小巫中的小巫。 五、威胁抓捕妻子和弟弟 大概是2016 年9 月 14 日左右，好像中秋节前一天的晚上，蒋斌带着我妻子的信来了，让我看是不是她的字。信很短，内容我至今记得：“亲爱的老公，好久不见，非常想念。 我很好，儿子很好，父母也很好。你在里面一定要配合组织审查，老实交代问题。我相信组织上会尽快安排我们见面的。” 蒋斌还说，你妻子还交代了，十几年前她在孝感中心医院任副主任医师时，收受过药品回扣，并照着一张纸，念了几个药品的名字。我当时给蒋斌说，都是成年人，各自对各自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再说她的事，我从不知情、也更没有授意。蒋斌阴冷中满带嘲讽地说，“看来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啊!” 然后并反复说，只要我老实配合，交代问题，我妻子的问题他们可以不查，并让我认真考虑考虑。 大概是到了9月 17 日上午，早餐刚过，蒋斌又来了，问我想好了没有。我重复我的观点，坚持说我妻子的事跟我无关，再说迟不查、早不查，这个时候查是什么意思。她的事我从不过问，我的事情请给我指一点点线索，随便提一个头也行，便于我回忆交代。 蒋斌于是南的北的、东扯西拉，讲了一堆假大空套，虚实难辨，闪烁其词，核心不离那四句话。我只好保持沉默。 有一点得承认，如果是第一次听蒋斌讲话，我认为他讲道理的口才，可能远远超过他的同龄人，尤其是刚开始，听着还真像那么回事。不过等第二次，越往后，基本就是重复、反复、没有新意，而是把自认为有亮点的那几句话翻过来炒过去，剩下可能就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干瘪、空洞的说教。 见问不出名堂，蒋斌便拿出印有“中共湖北省纪委”字样的黄色牛皮信封，从中抽出一张印有黑字、红图章的红头文件，黑体字是“关于移送李倩违法犯罪的函”，拿在手上停在我眼前，说“你妻子涉嫌商业贿赂犯罪，我们将移交检察院查办。搞不好，你们夫妻俩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过。至少她的公职是保不住了”。说完，带着邓文斌，冷冷地走了。 等我转到看守所以后，才知道蒋斌同样威逼利诱，整整把我爱人折磨了一个多月，逼得我爱人没法在单位呆下去，年近五旬，不得不辞去公职，外出打工谋生。 后来有一次，蒋斌又是满口胡诌，信口开河，一喷二炸，结果被我一一驳斥得恼羞成怒，当场就拿出手机，调出微信图片给我看。那是我弟弟一个人在一个屋子里,埋头签字的照片。蒋斌告诉我，已安排孝感市纪委立案，我弟弟涉嫌受贿，组织上正在找他谈话。 然后话锋一转，和颜悦色，反复做工作，还拿出自己正在读初中的女儿赌咒发誓，只要我老实配合，态度好，弟弟也可以不查，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这几次，邓文斌自始至终在场。 想到我一米八三的血型男儿，连自己的妻子和弟弟都因我无辜受连累，我死的心都有。 直到我第二次绝食的第五天，也就是9月30日恢复进食的前一天晚上，蒋斌又来了，这一次轻言细语，显得前所未有的坦诚，还立起身来再三要和我握手。 但我害怕得要命，而且越想越害怕，省纪委的红头文件可不少闹着玩的，加之他的主任祁右华在此前一天的一番话，让我彻底绝望。我已准备妥协和退让，便问蒋斌什么叫态度好，需要我怎么做。 蒋斌就说，你曾经说过你只是逢年过节的问题，那就交代你逢年过节收受礼品、礼金的问题，重点要包括那些退了的，退给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多少金额都要回忆交代清楚。字里行间显得恨不得把心挖出来交给我，再也不说那四句话，也不死咬我是大树上的一根须。而是无限诚恳，赌咒发誓说我问题不大，在第二种形态处理，到省公安厅当处长没问题，搞的好还会像吴某某一样享受副厅级待遇。但兴师动众一场，闹得这么大，查不出你一点问题也不好交代。还反复举例他为主查办的谢思芳、杨增能为例，好像还有湖北传媒、省体育学院的几个人，都是从轻处理。前两个人我熟，后面的不熟就不记得了。 我已经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退无可退，每天都在死神身边煎熬，于是准备相信他一会，赌上身家性命，做一回砧板上的鱼肉。事实证明，我再一次选择相信恶狼会吐出嘴中的猎物，无异于选择相信鳄鱼的眼泪。 六、两次绝食相抗争，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折磨 现在略知我案情的人，常常会问我当时绝食以后，尤其是第二次绝食、整整五天滴水不进是什么感觉。 我会云淡风轻的描绘，身子骨很轻，整个人像在空中飘，走路打晃，很难站得稳，总是想睡觉，感觉闭上眼睛才舒服一些。一旦闭上眼睛，又像飘在一个巨大的无底洞里，有天空，也有白云，很纯净。身子下面很深，什么也看不清，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整个身子在慢慢往下坠。其实这也是我后来经过回味和感受出来的，当时脑袋空空，浑身无力，一个念头就是想死，早死早超脱、早重生。 第一次绝食是在“两规”以后10天左右。每天那样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我实在受不了，天天脑袋像要炸裂一样，尤其是上午看守人员第二次换班之后和午休起来看守人员第二次换班之后，难受得恨不得去撞墙，但看守严格要求不准动，简直比死都难受。几次呼叫医护人员，他们来检查发现血压更高，180--200，心率更快，120 以上，于是又反复劝我吃点降血压或降心率的药。是药三分毒，听说高血压的药一吃就是一辈子，所以我只想吃点能缓解的止疼药，但他们又不给。于是，只好往死里忍。 我便给蒋斌提出来，坐久了，能否让我起来原地站一会，哪怕一天一分钟都行。 蒋斌说，除非我态度好，老实配合，交代问题，以便有理由跟他们讲。武警和纪委是两条线，值守人员让找纪委；纪委又说武警不属他们管。我明知道他们都是托辞、在唱双簧，但无可奈何。 案子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在前几次随口说说的基础上，我正式申请蒋斌、邓文斌回避。 我告诉蒋斌，这样坐，我实在承受不了，而且申请他和邓文斌、胡燎原回避，否则我准备绝食。蒋斌从鼻子里哼哼，冷冷地说，像你这样要绝食的，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见得多了，我们有的是办法。 第一次，大概是9月3日到9月5日。我绝食三天，滴水不进。绝食期间，照坐不误，不能有丝毫改变，而且要求更严，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如果不舒服，可以通知医护人员。医生来了以后，除了劝说进食，其他的也无能为力。 看守人员的办法更绝，绝食期间，要求我把饭盒打开，并排放在桌子上，本身就坐的矮，实际上饭菜就在鼻子底下，直到饭菜放冷了，香味殆尽，才要求我倒掉洗碗。 天天如此。第二次绝食期间也是如法炮制。 后来，一位好心的年轻女医生，戴着眼镜，可能实在看不过去，在好言劝我进食时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坐久了，只想站起来走一下，哪怕一分钟都行。她答应我说，只要我恢复进食，她负责给院领导讲，让院领导直接给省纪委的上层反映，保证我每天能松动一下。 这一次绝食，我换来了每天又两次，可以站起来活动。上午、下午各15分钟。先由我口头报告，经层层请示同意后，才能站起来简单走一下。 看守人员相向而立，中间的距离不到2米，我就在那中间走，他们要求我双手自然下垂，身子不能晃动，动作幅度不准大，也不准超过两个看守人员身体形成的外侧线。事实上，幅度不可能大，只能走着几乎看不到的碎步。只是略比久坐略强一点。 等我来到宜昌看守所以后，监友们好长一段时间，还在取笑和模仿我刚进监室，那种看上去不会走路的样子，都一度以为我有残疾。 后来，蒋斌同处室以为姓刘的副主任和邓文斌一起来过，除了做工作，讲大道理，举例哪些领导干部给省纪委书记写信，认罪悔罪，请求宽大处理，结果都比较理想。基本上是旁敲侧击，让我配合蒋斌，也算是对我的申请做个回应，就这样不痛不痒，不了了之。 其实，这一切于事无补，案件依然僵持。蒋斌、邓文斌、胡燎原见天就来。“两规”前期，相对邓文斌、胡燎原来得多一些，每次基本上都是不愉快，都被我说得灰溜溜，体无完肤地离开。蒋斌依然是假大空套，一喷二诈，东扯西拉，一会儿东一榔头西一棒，一会儿又说我不过是大树上的一根须，让我交代和省委张姓、梁姓领导的关系。有时又冷不丁说出一些老板的名字，并吹牛说自己是省纪委有名的办案能手，什么闭环效应、什么零口供啊，都能被他办成铁案，还什么把自己深不可测的恩师都送进牢里等等。胡燎原还帮腔说，蒋主任剑剑封喉，招招致命。 我实在是摸不着边际，也忍无可忍，便第二次强烈提出蒋斌、邓文斌、胡燎原三人回避，明确陈述我的五条理由，否则将以绝食相争。理由是： ①按省纪委内部分工，蒋斌属三室，不直接联系或负责查办荆门或鄂州的案件，目的动机不纯（我在上述单位工作）； ②不采取函询、诚勉谈话、提醒打招呼，或者走读交代问题，一上手就是“两规”，不给我任何机会和退路，情、理、法、纪上说不通; ③审查我期间，抽高档香烟的频率大高，一根接一根，1916，加长过滤嘴，目测相当贵，单凭这一条，腐败问题非常严重; ④省委巡视组两次巡视过我主政过的应城市，结果都向我反馈过，并没有指出我个人当时有任何的违纪违法问题，而且 2011 年的那一次巡视，我是作为孝感的正面典型加以宣传推广; ⑤根据单据为主，倒查我十几年来上交礼金的具体情况和来龙去脉，不合情理、不合法规、也不公平。 申请蒋斌、邓文斌他们回避，我先后有四次，分别是9月1日、9 月 29 日、10 月 16 日、10 月29 日左右，我记忆中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具体日期的前后三天。 最强烈的就是这个第二次，我决心以绝食相抗争。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9 月 26 日是我爱人的生日。一个非党、高知、教授、单纯善良的医生却无端因我受连累并被查，很有可能正在看守所里备受煎熬。 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那是9月 17日，蒋斌走后，我越想越害怕，一个堂堂省一级纪委的文件可不是吃素的。于是我多次请示看守人员，要求面见省纪委除蒋、邓、胡以外的任何领导。结果无任何回应。 我便对看守人员说，如果再无人理会，我准备绝食。 大概在我说后的第三天下午，晚饭以前，蒋、邓急匆匆地来了。自从那天他们走后，将近一周内，一直没有任何人理我。蒋斌说，“老朱，听说你不想见我，你看看这是什么?” 邓文斌便从裤袋里摸出一个红绒布袋，从里面摸出两、三根金条，往桌上一摊，马上收回去，前后不超过三秒钟。蒋斌说，“这是你爱人交出来的，下一步还有手表、玉器、字画，你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说完做了看似非常潇洒的手势，便带着邓文斌走了。接下来又是几天，没有人理我。 想到妻子已经被迫害了，从9月 26 日早上开始，我开始了第二次绝食，同样滴水不进。这一次惊动了蒋斌的三室主任祁右华。 9 月 29日中午，祁右华和一个叫罗林睿的年轻小伙子来了。也就是大约半个月以后，这个罗林睿好像接替了胡燎原，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胡燎原。我当面提出了三个主要诉求：一个是蒋斌、邓文斌、胡燎原回避；二是请求放过我妻子，我的事她什么也不知道也从不参与，我在应城时她在孝感，我在荆门时她在武汉，基本上是周末夫妻；第三，这样坐，我实在受不了，能否在报告经准许的情况下，站起来多活动一会。 结果，祁右华的答复让我彻底崩盘。第一条，我的主要理由都站不脚，祁右华边用右手敲着桌子，边用手指着对我讲，不存在分工问题，全省范围内他们都可以查；蒋斌平时不抽烟，只是办案时压力大，是他让蒋斌抽的，而且那些烟是蒋斌的朋友送的，等等，一个比一个苍白，一个比一个荒唐，一个比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算是对我的回复。说第二条时，罗林睿插话，这不能怪他们，查不查我的妻子，关键取决于我的态度和能否好好配合。祁右华用手轻轻地拦了一下，说，监狱里，像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关的多得很。同样一堆所谓的假大空套，让我左右不是。第三条勉强可以考虑。祁右华最后说，我只有老实配合蒋斌，主动交代问题，不要心存任何侥幸，更不要指望，下一次能见到省纪委比他级别高的领导。见到他他已经到顶了，到他那儿，也就打住了。祁右华还反复说，除了老实配合蒋斌，我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他们都走了以后，局面依然僵持。后来在中间当说客的，是那个年轻的戴眼镜的好心女医生，一天至少跑两三趟。每次像带着哭腔，说她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被逼的没有办法，反复好心、苦口相劝。还说就算是帮帮她，因为她对我的身体安全负有责任，同时我也得为我自己的身体，尤其是有可能的后遗症着想。死是死不了的，急救车就停在外面，只要一昏倒，立马送医院抢救，但内脏长期缺乏营养不是好事。当时，我内心也有点害怕，毕竟自己没多大事，怕把事情闹得太大，适得其反。 9 月30日，也就是我绝食的第五天中午，我答应并恢复进食。这位好心医生专门端来一碗白米稀饭，一盘没有放油的小白菜。结果我上面吃，却不知道自己下面在拉，凳子上和裤子上都是，所幸没有什么臭味。等到他们走后，我才发现。后来自己坐过的床单上也有一大摊子，不过没有人管，任其自然干，直到好几天以后，保洁的来做卫生时，才给我换了床单。 再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手背上、屁股上干裂得像鳄鱼皮，奇痒无比。医生擦了一阵子药，才见好转。一直到现在，我总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不对劲，应该是绝食以后留下的后遗症。 也许，有一点任何人不会想到，看守人员说，只要不死，必须照坐。而且要求比平时更严，完全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不舒服可以叫医生，医生来以后，测个血压和心率就了事，不说话，也不告诉你结果。我依然是不准动、也不准讲话，于是我干脆就忍，往死里忍，也懒得去叫医生。 大概到了10 月 15 日以后，看守人员告诉我，他们得到通知，我可以随时报告，经请示同意后，可以站起来活动，只是次数不限，其他的要求一概不变。别看那只是 15 分钟的碎步，当时于我已是天大的恩惠。 七、最多一次，一天一口气签十六份口供 就在第二次恢复进食的9月30日晚，蒋斌带着邓文斌来了，显得前所未有的诚恳和善意，又是赌咒发誓，又是举例映证。说我俩前世无怨、后世无仇，只要老实配合，到时到省公安厅当个处长，搞得好还可以保留副厅级。 他列举了好几个他主查的厅级干部，都是在第二种形态处理。不熟的我没记住，我印象最深也很熟悉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省林业厅原副厅长，我的前任市委书记谢思芳单笔受贿 80 万，蒋斌主办，只是简单地被“双开”，并当着我的面百度谢思芳，说页面很干净，连个通报也没有。后来在广东做生意，跟他一直有联系。此事在 2016 年11月23 日我移送司法后，与省检察院反贪局侦察二处副处长贾琨聊到此事时，贾琨很严肃地说“老朱，你不要心里不平衡，谢思芳是省纪委没有移交。如果移交，我一样办他的罪。”变相证实了此事。后来，每次我犹犹豫豫、不情不愿，在他直接打印好的口供上签字时，蒋斌又多次举例谢思芳。还说杨运清案如果早暴露，谢思芳绝对也跑不了。 另一个是我同期的曾都区委书记杨增能，后在省社科院任副院长，蒋斌说他在厦门打牌，单笔受贿一个老板30 万，也是蒋斌主办，只是被降为主任科员。 我相信这两人不会怪罪我，因为如果蒋斌不说，我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些带机密性的内幕。 蒋斌还说他已经把这个想法，已经跟孝感市纪委书记陈剑和副书记李先乔都讲过了，我将作降职处理。到时候到我家里喝酒，让我爱人炒几个菜，把家里藏的三十年茅台拿出来喝。这样的说法，蒋斌一直坚持到我移送司法，我才如梦初醒，发现自己已经彻底上当受骗。 我说没有问题，没有酒我可以去买，但请你告诉我应该怎么配合。蒋斌说，你自己承认十八大以前逢年过节收受过礼品礼金的问题，那就交待这个问题。我说十几年，早忘了。何况，对方单方面的证据不可能有、也不能采信啊！蒋斌说，你不记得不要紧。我给个名单你，你只要记得有过来往的，就用笔划个勾，我派人去查。明天，我让小胡给你拿一个模板，你照着搞。他还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只要你承认就行，没有我搞不到的证据。 虽说将信将疑，但我已没有任何选择，也没有任何退路，只好答应。 10 月1日上午，他们给我送来了三本应城市副科级以上干部花名册，分不同年限，合计名单有1千多人，上面盖有应城市委组织部公章(复印件)。我看了几遍，还是回忆不起来，十几年前逢年过节的事，谁能记得那么清楚。 过了两天，蒋斌来了，见没有动静。便说，那也没关系，你不记得，别人记得。他派人到我工作过的地方去查，前提是我必须在他拿来的口供上签字认账。 然后，又说了一大堆宽心和承诺的话，把那种诚恳的架势又绘声绘色地演了一遍，而且又把那些例子再重复了一遍。说我最多只是违纪，去省公安厅当处长，一百个放心。 在得到我的肯定答复之后，从10月4日开始，一吃完早饭，邓文斌、胡燎原就来了，一人抱着一台手提电脑，上午搞半个多小时，下午再搞半个多小时。先是调出电脑里得口供，给我念一遍，问我核对后有无意见。然后由胡燎原拿着小四方盒一样得U盘，出去打印成纸质文字，让我签字，按手印。每次前面都要加上那句话，“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一致。”平均半天，签署七到八份口供。 前两天，邓文斌、胡燎原二人还一本正经、装腔作势，像模像样，把对方的口供念一遍，问我有什么要纠正和修改的，以便编的像那么回事。签字时，我发现有一些人名重复，也看得很潦草，改了一部分，但大多数我原封未动，照签不误。事隔那么多年，我早都忘了，何况那时都是公款送礼，而且不少还上会研究，至于送没送、送给谁、具体送了多少，也只有送礼的人知道。但我只能听天由命。 如果有机会，能把口供复核一遍或公之于众，复制、粘贴的痕迹非常明显。 大约几天以后，干脆连形式都没有了，先是打开电脑，直接说所谓行贿人的姓名，职务和分节假日所送的金额，然后由胡燎原拿着那个小四方形盒子的U盘，出房门去打印，很快就拿回来，让我签字按印完事。 再后来，蒋斌、邓文斌过来，索性连电脑都不带，直接拿一摞口供，让我看，看完逼我签字。太多的杜撰、想象和 胡编，我有些害怕和犹豫，但又答应在先，且无法对证，几乎每一份口供，我都签的不情不愿。 当然，有时也会象征性地僵持一会。到最后，我想君子一言，说话算数，索性也懒得看，拿来就签。 有一天，我一口气一次性地签了十六份口供，终生难忘。 就是这样，蒋斌似乎还不满意。对一些他认为很重要的 口供，还要求我用自己的口吻浓缩性的抄一遍，以争取有个良好的态度，并让他们送来之前我口供的复印件。我那时真没有深思细想他的真实意图，也不想动脑筋，于是就原版照抄，不错一个标点符号，一份口供一般一气呵成。抄的中途突发奇想，就像玩点恶作剧似的，在每一页的第十三行隐蔽处，写上“手都抄酸了”的字样，类似这样非常隐蔽而又很容易查找的记录符号，至少还有六、七种之多。 结果，蒋斌一个都没发现。这是我无罪的重要证据!!! 遗憾并让我纳闷的是，除了宣布处分决定，我自始至终没有见到过省纪委审理室的任何同志，更不知道他们如何在把关。 事实上，这么多年以来，逢年过节的礼金，我先后向组织上交了 48.64 万元，结果呼啦啦就满额了。多出的 50多万，蒋斌让我写个自愿上交书，算是违纪款（也就是后来省纪委通报上说的“没收违纪所得”），说是花钱买态度。 更可气的是，前面在口供上签字时，1000 元、2000 元的都承认上交了，等到后来满额以后，有几个 5000 元和1万元的就只能算“受贿”了。我不同意，要把原先签的口供拿过来改，但蒋斌不同意，还拿出武汉市已查的两个市级干部的处理建议书，省纪委移送处理意见报告书中那一页，1万的相当多，都定性为违纪，让我一万个放心。 等我移送司法后才明白，蒋斌是既要让我拿钱，又要让我坐牢。 可移送司法后，只落实我 35万多的送礼人，那几个 5000元和1万的又定性我为犯罪。 有一点还需要说明，2016年10月22 日下午午休刚过，蒋斌、邓文斌来了，反复做工作，把所有可能的演技又重演了一遍，让我在一张贴有11根金条照片的 A4 纸和有一块手表照片的 A4 纸上，签字承认是杨运清所送。此前说这些、签这些，具体多少，我并没在意，但真正要落到一个人的头上，我死活不肯。一直僵持到看守人员三次进来催晚餐时间到了。蒋斌如法炮制，又是许诺，拿女儿赌咒，又是半带威胁，如果不签，过几天让我看妻子在看守所穿马甲的照片，坑蒙拐骗、威逼利诱、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无奈之下我只好签字承认。 没想到，2016 年11 月2 日，蒋斌拿汇总的口供给我签字时，我才发现他已找人将金条评估为约 21 万元，手表评估成11.4万元。 可笑的是，检察院在我的卷宗里有一个《办案说明》:“手表3块，金条1根，因案件进入侦查环节后未从省纪委接收，也未在李倩家中搜查到上述物品，故在计算财产时未予以认定。”难怪至今，无论我怎么强烈恳求，始终不让我辨认一个巴掌大的塑料袋即能装下的实物，而且我从来不知道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 足以反推，蒋斌伪造证据的随意、任性和荒唐。也让我无法接受的是，无论我怎么强烈诉求，至今不让我辨认实物;不可思议的是，还出现了宜昌市检察院涉嫌伪造我签名和摁印的旷世性大丑闻。 可悲的是，2016年11月21 日下午4点多，也就是第二天上午要把我移送司法之前，省纪委干部监督、案管、审理等三个室的三位同志跟踪回访，我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但在回答违纪问题是否属实时，我还以为会去省公安厅当处长，便中性地回答“这个问题最好不谈”。应该有案可查。 更可气的是，从2016 年11 月2日开始，蒋斌派邓文斌送来他为主查处的随州市陈传根、陈家堂两人悔过书的复印件，那些复印件版面非常黑，让我参照撰写检查报告，还反复要我把他和办案人员美言一番，当时我都违心地做了，长达三十多页。至今想起，真令人作呕。 八、为什么要把我往死里整，如果蒋斌不说实话，可能永远是个谜 我认为一个站着撒尿的爷们，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得不明不白。 半生以来，我始终是真诚待人，与人为善，助人向好，从不与人结怨。虽然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也不致于让我好端端的人生，无端地遭受一场灭顶之灾。我已经无由头地在看守所里煎熬了四年多，折算坐牢已经有4到5年；又在洪山监狱呆了1年10个月。个中缘由，我始终理不出一个头绪，只能对照蒋斌的所作所为、前言后语，辅之以之前之后的变化和信息，我揣测有四种可能。 或许是其中之一，或许是几种因素综合所致，但到底是哪种可能，我暂时不敢肯定。 可能一：立功心切、求赏求升 有一段时间，蒋斌死咬着说我是“大树上的一根须”。反复让我交代与省委一张姓主要领导的关系和所谓往来情况，有时点名道姓，有时含沙射影，字里行间像是在为他的领导打抱不平。话外之音，好像是张一旦出事，他的领导不至于退休，或许还可以顺理成章上位为正省。后来这位在湖北省二线任主职的领导，在2016年底平调外省任同样职位，在那个年龄和时间段，并非情理上完全解释得通。 有一次，蒋斌还话赶话地开玩笑，“孝感查处了十几个厅级干部，我不相信他一点点瓜葛都没有。”至于，蒋是其领导授意而为，还是自己主动讨好，我不得而知。 见挖不出我与张姓领导的半点东西，蒋斌又转而挖我跟省委一梁姓领导的关系，兴许想捞一点小小的把柄或见不得光的东西，去主动讨好邀功。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蒋斌的灵敏嗅觉，远胜于其同龄人。后来，我在看守所里看新闻联播，发现这位领导已调到外省担任省纪委书记。蒋斌认为我年纪轻，上得快，又是农村出身，就武断肯定与这两位领导有关系。却不相信，我跟他们都只是纯粹的上下级关系。 可能二：结党营私、嫁祸于我 现在，我的起诉和判决书上，都有一条，玩文字游戏。应城怡禾、瑞丰、恒天三家公司土地变性，亦即外界传闻的“退二进三”项目，中间涉嫌有违规操作，导致国有资产损失四、五个亿。起诉和判决书指控和认定我收受应城市政办副主任杨运清的金条和手表，为这三家公司土地变性提供帮助，同时又指控和认定我多次收受瑞丰、恒天两家法人合计2万和1万元，涉嫌受贿犯罪。但这样大的巨额资产流失，却找不出我半点在滥用职权、渎职方面的问题，着实让人匪夷所思。综观整个过程，此事确属我在市委书记任上动议，但在别人手上两年多后才实施，于法于纪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但却把67张单据和具体金额在判决书上说得清清楚楚。 蒋斌作为此事的调查负责人，对整个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却把我作为替罪羊，掩盖真相，一定另有所图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如果再不深入调查，公布真相，只能说明蒋斌或蒋斌背后的有些人一定卷入其中。最不济，蒋斌涉嫌渎职犯罪已板上钉钉。 可能三：狂妄自负、由妒生恨 蒋斌炫耀他的办案方式，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打倒谁该谁倒霉。并放言，十八大以前当过县市长、县市委书记的，没有一个经得起查。谈话中他有意无意提到的一些人，我也熟识，对我多少不无嫉妒。我还得知，2016年3、4月份，他与应城市一杨姓局以及杨在省直机关工作的妻哥聊天时，狂言分分钟就可以把我放倒。他当时想法应该是，如果能把我顺利送进监狱，他所有的意图均可实现。实在不行，一般人经不起查或者承受不了身心的折磨与摧 残，搞个断崖式处理，都会自然接受。看似无懈可击，也是一石数鸟。 回过头来看，从他查我的方法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爱人被迫离开省直机关，年近五旬外出打工谋生；家被抄，仅有的一点财产被没收，还要打工若干年去还清缴所谓纳罚金和巨额财产非法所得的借款；工作过的地方挖了个底朝天，挖地十尺也不甘心等等。我不配合，就没有活路、也没得选择。蒋斌说，随时打个报告，“两规”再延长三个月或半年，也是分分钟的事。 可能四：事态失控，恶人先告状 蒋斌满以为，我一旦被“两规”，只要屁股不干净，哪怕冤枉一点，我也会认栽。如果还有更大的尾巴，一定会讨好求饶，以求得宽大处理。不管是谁，一旦真有事，谁也经不住长时间的调查，更不会、也不敢长时间地抗争。或者，或多或少总会查出一些问题，给个降职处分，作为保底方案好交差。再或者，移送司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不信查不出我的问题。没想到，我前期僵持得很厉害，不惜以两次绝食、一次三天一次五天滴水不进相抗争，闹得省委上下皆知。他便狗急跳墙，恶人先告状，说我“对抗情绪很大，态度十分顽固，挑衅办案人员”。（移送函的《说明》)，甚至害怕追究自己责任，办冤假错案，不惜提供虚假线索，大肆说谎作假，到处造谣说我用手比划成手枪形式，对着他的额头，“bia”的一声要把他干掉（在监狱里他办理的两个人跟我讲过），裹挟和绑架了相当一级的组织和一大比人员，导致我的案件骑虎难下，进退维艰。 九、我只想揭开真相 没有人愿意经过 92 天的“死亡之旅”，甘愿在看守所里苦熬四年2个月，在监狱里煎熬1年10个月，还要终生背上黑锅，背负骂名。对我而言，整个案件，有太多太多的谜团，而且旧谜未解，又不添新谜。 为什么没有任何领导给我一丝机会，找我谈话、提醒打招呼、甚至让我主动交代问题，而一上手就是没有退路致人死地的“两规”； 为什么是十八大以前的普通违纪，却偏偏要上升为违法犯罪，何况当时大部分我都上交给了廉政账户； 为什么移送司法后，一切又不依法办理； 为什么当面口头答应，而又拒不录制我想检举立功的口供； 为什么宜昌检察院涉嫌伪造造我的签名和摁印； 为什么“两规”期间的核心证据，都不经过转换而直接被检、法采信； 为什么当时一直搞只做不说的“不判、不放、不死、不理”，2刑判6年，却让我在看守所苦熬四年多，不能减刑不说，还那么多年不见天日； 为什么无论我怎么合理合法合乎条件的诉求，就是拒不回应，如石沉大海，等等。 我从没有违背过工作职责，从来没有利用职务和工作上的便利为任何人谋取利益，从来没有谋取任何私利，从来没有给国家财产造成半点损失，从来没有负面的舆论和影响。我没有出过国，很少休息节假日，就这样被打倒，还要踏上一只脚，我不甘，我不服，我更不会接受！每当我在看守所一分一秒地煎熬时，就想起蒋斌、邓文斌“两规”时，跟我争执脱口而出的话，“刘少奇都能被搞死，你算老几，你还有什么不服气”，我无言以对。 2003 年，我奋在战抗击非典一线，67 岁的老父亲在农村得常见病因耽误治疗，而我当时只有半小时车程，老人含憾而去；年近九旬的老母亲勤扒苦做，本以为可以享点我的福，如今却要遭受冷眼，唾弃，甚至遭人戳脊梁骨，眼睛差一点哭瞎；妻子没脸在省直机关呆下去，年近五十不得不外出打工谋生；我被抓，家被抄，读大学的儿子无家可归，家破人快亡；侄子、外甥十七人没有一个人沾我的光，如今却让整个家族几辈子抬不起头来。 本想凭着扎扎实实的业绩，谋求政治上可能性的进步，没想到被连根拔起，永远不得翻身，我只有仰天长叹！苍天啦，大地呀，谁来救救我！ 2016年11月22日，我被移送宜昌市第一看守所关押。2018 年11 月12日，宜昌市中院刑二庭副庭长也是我案件的审判长周健文等穿着法袍，准备到看守所开庭，结果闹了一个乌龙；10天后即11月22 日，宜昌市中院可容纳上千人的审判大厅，只有3名法官、3 名公诉人、1 个书记员和我，未等公诉人员开口，我一番陈述，让所有的人忘顾左右，哑口无言。但最后还是形式性地走了下去。事后我提出来九个为什么，即:“为什么不公开开庭；为什么剥夺我检举立功的权利；为什么始终不让我辨认实物；为什么不排除检察院伪造我签名摁印的嫌疑；为什么我提供的证据不去调查核实无任何回应；为什么我申请出庭的证人一个都没有出庭；为什么我申请排非的诉求始终不理睬；为什么“两规”期间的核心证据不经过转换而被直接采信；为什么多次没有法律文书而多次超期羁押我”，但至今不见任何说法。 太多太多的为什么，让本已大难不死身心难安，还要被一座座大山压的喘不过气来。既然移送司法，就不能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实。依法办办，绝 我跪请天下有良知有正义感关键是有胆量的人帮帮我，揭开谜团，公布真相，让我死而无憾，死可暝目。每当我 摸着齐胸长的花白胡子，我不知道除了我的家人，还有没有人在为我奔走呼号，讨回公道。 含泪落笔! 朱高文于湖北宜昌市看守所 2019年9月26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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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7-8 19: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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